材料一   秦、西汉时期的江南农业虽然与北方相比还很落后，但有进步。《氾胜之书》等农书对稻作农业经验也作了一些总结。以张仲景、华佗等为代表的一批医家，精研医术，使江南的流行病、传染病等得到了抑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上升。汉族人民与越族等少数民族人民打破区域界限，相互融合，共同劳动，开发江南。地方官员到任后，教化百姓，改进当地生产条件。汉和帝永元中，南郡太守王宠在襄阳附近修沟渠，“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经过艰辛的开发历程，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发展，为后来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   从西晋末年起，北方战乱连绵，中原人民“北顾而辞”，越淮渡江，涌向江南。据估算，自永嘉至刘宋之际，南徙的编户齐民约有90万。南迁的世家大族为了“殖产兴利”到处“求田问舍”，大规模开垦土地。他们兴修水利多利用自然河道，以减少人工成本。随着旱地作物和铁犁牛耕的传入，不仅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也都有显著发展。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广陵、吴郡、会稽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

——摘编自赵常兴、安鲁《六朝移民与江南经济区的形成》等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材料一   晋朝统一中国十几年后就爆发了“八王之乱”，使得国力大损。到了西晋末年，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加上西方和北方五胡势力的冲击，引起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形成中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的高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根据百度等相关材料整理

材料二   从新石器时期直至汉代，长江流域一直地广人稀，即使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其农业发展仍然极为缓慢。直至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由北向南的跨流域人口迁移以后，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才随之展开。在水利建设、农具改进和劳动力增多的多重促进下，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极为迅速，至唐代中期即超越北方，成为中国经济中心。

——摘编自刘馨秋《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农业开发及土地利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