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朝社会保障机构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与漏泽园等。福田又称作佛教徒的功德田。北宋福田院设在东京（今河南开封），由开封府直接派人管理，收养时象为首都无地的老幼残疾且无依无靠的贫困人口。宋徽宗多次下诏敦促各州府建立养老济贫机构，居养院、安济坊到宋徽宗时最为普及完善，遍及全国各州郡。到南宋时，发展出专业性的收养机构，如安老坊、婴儿局等。大宋律法《宋刑统》对社会保障救济作出规范，政府对执行不力的官员给予严厉惩办，并定期派“监司巡历检察”。宋朝的医疗济贫机构叫医药惠民局，北宋时创立，其中的安济坊作为专门性的扶贫机构，其职能是负责收治家庭贫困的病患者。漏泽园乃国家免费公墓，既安葬无名尸体，也允许无地无钱的贫民安葬自己的亲属于此。

——摘编自赵映林《宋代社会保障救济制度述略》

材料一   唐朝乡村治理转型是渐进式的。唐朝开始推行“村”制度，将所有野外聚落统一名为“村”，并设置村正，“村”正式成为一级基层组织，“村”从自然聚落转变为行政区划。唐代村落中的乡族势力是乡村社会的领袖。唐前期乡村社会中具有文化和仕宦背景的群体以士族为主体，唐代后期，逐渐由以科举为背景的乡村知识分子构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里组织与宗族组织两者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不尽相同。在唐前期，乡里组织控制社会的力量更强大一些，唐代后期，乡里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有下降的趋势。以村落为背景的乡族势力亦在加强，此时的村落领袖一般为乡村富户，实力更强。

——摘编自胡瑜锴《唐代乡村治理转型初探》等

材料二   在宋代，县衙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注重民众的自我管理和监督，实施保甲制度，建立了严密的治安网。保甲制成为中央控制基层社会最主要的工具，但基本停留在税收和治安两个关键领域，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体制内外的官员与士绅亦长期在乡里民间践行着恢复“三代圣王之治”的乡治格局的尝试。北宋吕大钧创办《吕氏乡约》，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修养为主要目标的理性化的基层自治组织。之后逐渐德润乡里、化民成俗。

——摘编自王文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宋代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等

材料一   我国古代在乡村创设以征发赋役为直接目的，以户籍登记、人户编排为手段的里甲制。以明代为例：乡村流行保甲制，十家为一保，实行连坐和互相监督。明代后期推行乡约制，没有统一的形制，大多是各乡里结合实际设置相应职务，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功能，包括宣讲圣谕、倡导互助、处理纠纷等。皇帝禁止官员插手基层乡村事务，通过士绅、宗族和老人等地方群体实施乡村地方自治。为了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效果，明代统治者颁行了许多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条令，还充分利用了当地的乡现民约和家族法规。

——摘编自林乾、杨练《明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材料二   宋代的基层政治运作是由维护治安的弓手和土兵，以及执行的胥吏和担任职役的民户，共同操作实际业务，他们一方面要奉行朝廷的命令，以伸展中央统治权。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社会具有实质影响力的群体，有时为了维护自身或地方利益，会联合权势之家对官府施压，影响地方施政。县一级的基层官员，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常要籍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又相互竞争，总为此后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

——摘编自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材料三   中世纪的西欧乡村形成了庄园与村社的共同体组织，他们自主制定规则、有效执行规则和开展自我管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非常高，地方管理者必须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共同体内部“一切经过法庭”既是观念，也是实践，即便是领主与佃农之间的纷争也需要经过法庭并遵从法庭判决。济贫扶弱的互助观念成为共同体内部的广泛共识，村民按照财产多寡分摊政府税款，并制定了庄稼收割后穷人和妇女优先捡拾麦穗的村法规约。这样的村庄共同体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地域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双重结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