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揖也。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与危亡为邻。故明主察法，境内之民无辟淫之心，游处之士迫于战阵，万民疾于耕战。

——摘自《商君书》

材料二   1896年，我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13名留日学生。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留日教育达到了高潮。不仅各地官府竞相派送，且民间自费者也接踵前往，既有豪富贵胄，更多的是一般平民子弟。据统计，到1902年，留日学生增至500余人，1903年为1300余人，到1906年则达到8000多人。……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有20批约1600名勤工俭学生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从学历上看，大多是中学生，一部分还是大、小学生；从出国前所从事的职业看，工农商学界都有，且年龄间的跨度很大。1922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的18名代表在巴黎郊区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周恩来等为领导人。邓小平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摘自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在清末新政全面开展的过程中，法制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02年3月，清廷发布了修订法律的谕旨：“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

材料一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甲午战争后，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400余人、1906年的12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民国时期，封建的教育宗旨被否定，留学政策有较多改进，民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留学的自由度较大，规模空前，成就显著，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化人才：如留美学生茅以升，留法学生邓小平，留苏学生刘少奇，留日学生郭沫若，留欧学生李四光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一边倒政策的影响，出国留学大多局限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1965年，才批准50名人员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自然科学。改革开放后，留学潮出现了开放和谐的新格局，从7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近20余年时间即有30万余人出国留学。

——摘编自《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望》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许多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出现了以留美、留法、留苏为主的一波留学热潮。“留美热”从1911年美国设立留美预备校——清华学堂开始，至1925年，在美学习科学与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已达2500多人。“五四”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留法学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向国内介绍和传播。国民革命期间又出现“留苏热”，国共两党多次选派青年去苏联学习。为此，1925年苏联当局设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留苏热”再度兴起。1950年教育部规定，留学生直接归所在国中国大使馆领导定期汇报学习成绩及生活情况。从1950年到1966年，新中国派往苏联、东欧各国的留学生约一万余人，其中80%是留苏生。“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出国留学人数急剧下降。1978年，随着50名留美学者的启程，出国留学逐渐回暖，留学人数逐年递增。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国留学生遍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二十多万人。至2004年更达70万人，除公派之外，自费留学占很大比重。1992年国家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从而给予了留学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

——据李喜所《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材料一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向美国和欧洲分批派遣留学生，总计200余人。留学生侧重学习军事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各门专业知识。多数人回国后凭借西学专长，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和任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摘编自《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材料二   甲午战后，赴日留学出现高潮，到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人，其中多为自费。在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中留日生成为骨干力量，辛亥革命时留学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邹容、黄兴等。民国时期，从世界各国归来的留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而且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

——摘编自《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材料三   清末新政开始后，留学政策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并由此得到推广。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仿照江苏、湖北等省做法，选择文理明通之士出国留学。同时，自费留学生如学成获得优等文凭回国，准照官派留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和派用。当时清政府认为欧美各国道远费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到1905年底达到8000余人的规模，在当时留日学生中，速成科占67％、普通科30％，高等专科入学者3％—4％，进入大学者仅1％。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