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初功臣封侯时，“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时代，“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蕃息，是社会生产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实现正常化的反映。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武帝继位后，随着治国思想的改变，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要求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所谓“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对朝臣的控制；二是加强朝廷对各地的控制。这两个层次的控制加强的结果，自然是一切大权统归于至高无上的皇帝。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三   隋唐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是官僚体制的录用制度，即科举制。科举制削平了世族的残余，促进了官僚群体的更新，稳定了国家编户齐民。隋唐开创并实行三省六部制，形成了完整严密的封建官僚体系，科举的实行也使官员选拔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摘编自伦宁《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特点》

材料   鸦片战争前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孙进已《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时期人们频繁地引用典、制、常、则等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代，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事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意义》

材料二   秦朝的法律制度已初步确立了我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经过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日臻成熟，体系日益完备，《唐律疏议》的颁布代表着中华法系的完备——以《唐律疏议》的完成为标志，儒家学派的某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此时法律便与儒家思想的“礼”完美结合，以礼为主，出礼入刑，礼法合一，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基于宗法家庭观念长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礼”作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寻常百姓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礼制”则成为维护这个政体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陈栋良的《传统中华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

材料三   美国宪法虽然产生于独立战争的革命胜利之后，但它深受英国及欧洲大陆启蒙思想的影响，是最先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宪政化的楷模；同时也是对美国人民宪政实践的总结，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美国宪法的创制与实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宪政文化，其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典型地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原则，有关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反映了权利至上、公权力依程序行使的法治原则。用宪法形式确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架构和宪政运作范式，是对西方法制观念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意义。

——摘自季金华、金成富《美国宪法的成长及其法律文化意义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