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乡村的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摘编自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事业的重点是救济贫困，组织形态以教会和慈善组织自发为主。18世纪20年代以后，教区相继建立济贫院，“济贫院体制”逐渐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全国约有2000所这样的济贫院。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先后通过修订《济贫法》（1834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8年）《初等教育法》（1870年）等，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扶助贫困和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并增设济贫部（1847年）地方事务部（1871年）教育部（1899年）等政府机构，搭建起管理社会事业的基础框架。

——摘编自王薇《英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古代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它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隋唐两宋时期，处于由乡里制到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的基层官吏的人员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这一阶段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

——摘编自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晚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如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和发展乡村经济等。1915年，民国政府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县以下基层社会，由具有强烈自治色彩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里社保甲与行会等亦均以家族、宗族等实体组成）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费正清曾说:“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惟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士绅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

——摘编自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