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三   唐代婚姻形式与礼俗基本与前代相同。受士族崇尚婚姻的影响，唐代社会上层极重择婚时的门当户对。由于门阀世族的消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在婚聘上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择偶标准不像以前那样重门阀世族，而看重金榜题名；二是比较计较婚姻关系的物质财富。在宋代，富商娶宗室女的现象司空见惯。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之多。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为了稳定税收，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征收丁银。到雍正时，采取“摊丁入亩”的征收丁银办法，把固定下来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以与具体丁户相脱离的方式全部摊入田赋银中征收，称为“地丁制”，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秦朝采用户籍制度。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允许立户的要求：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有两种：“敌秦人”和外来人。除此，还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 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 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 988人之多。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悖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共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腐杂徭悉省”，改变了过去“日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