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晋察冀边区建立初期，传统婚姻制度仍有强大的束缚力。1941年7月7日，边区政府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条例明确规定“男女婚姻须双方自主、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禁止童养媳、早婚及买卖婚姻”，“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纳妾、蓄婢……”。为确保女性能够行使离婚权，条例还规定：“离婚后子女抚养教育之负担，在女方未与他人结婚前，夫方仍应给予抚养费教育费之全部或一部”。在边区政府、妇联、妇救会等妇女组织的宣传和努力下，政策法规得到了贯彻实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一大批女性摆脱封建婚姻束缚，积极参与抗战生产和各类社会活动，其中的优秀代表还成为边区生产劳动模范和妇女工作的骨干力量。

——摘编自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等

材料   1939年7月，《中共浙江第一次代表大会妇女工作问题讨论结论》提出了充实与健全省县妇女会的办法：“加紧上层妇女的活动，争取小姐太太、乡保甲长太太到妇女会来，推动和帮助她们工作，并要从工作中表现出优良的成绩，争取党政军及上层分子的同情和信任。”上层女性在社会中的影响大，思想比较开明，能够争取她们的支持和参与，对于婚姻自由政策的推行可以起到带动作用，也能够使一个地区的妇女工作打开局面。1943年，华中根据地尊重习俗的客观存在，一方面改造婚姻陋俗，一方面使革命政策尽量与传统习俗相适应，利用民间的旧传统旧风俗，以减少阻力。“在婚姻问题方面，江苏各抗日根据地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主张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不许蓄婢、纳妾等主张。对江苏农村中存在的包办买卖婚姻和各种不合理的婚姻现象，如纳妾、童养媳、抢亲、干涉寡妇再婚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说理斗争和制定了一些保护措施。”华中抗日根据地很多基层干部都是富裕家庭出身，在妇运工作中也注重走上层与下层结合的路线，减少了阻力。

——摘编自吴云峰《冲突与调适——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社会》

材料：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家庭变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传统婚观念根深蒂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基层司法工作者素质参差不齐，在婚姻法的贯彻落实过程中，曾一度出现妇女婚姻自由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针对婚姻司法实践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各级地方政府从加大婚姻法宣传力度，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社会劳动、提高基层司法人员思想认识、注重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摘编自郭凯《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实践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