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

——白居易《赠友》

“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丁随地起⋯⋯统谓之地丁银。”

——《清史稿·食货志》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

——《神宗实录》

材料二   两宋时期，江南丝织品作为商品输出的记载尚未发现；元代，华北、四川等地的丝织业依旧发达；至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少数城市还保留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潞州（山西），织机数约为9000张，年产潞绸约10万匹，仅相当于或不及江南一个大型丝织业市镇的织机数与产量。因此，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16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发现诸多银矿和新航路开辟，丝——银贸易成为中日、中欧、中美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在清前中期以前，江南丝织品始终在这一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南京的“金箔织”更在欧洲市场上享有盛名。

——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材料一 自西周开国之初直到春秋战国，经历了两次城市建设高潮。第一次，在西周300余年间……其分封的诸侯国由最初的71个发展到1200个之多。第二次，下及春秋战国……到战国末期，城市分布范围更广，除主要集中于陕西关中的泾渭谷地到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带，以及淮河流域外，长江流域巴、蜀、吴、越等地也有分布。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分布》

材料二 明、清两代有些市镇，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城市经济职能都超过了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镇，河南朱仙镇和湖广汉口镇发展为商业市镇；江西景德镇和广东佛山镇，形成为著名的手工业市镇。…… 明、清时期发展的新型城镇经济大多局限于江浙和广东部分地区，沿海和沿江其他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广大内地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摘编自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江南农村部分棉纺织业市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国外工业生产原料需求大增，为部分市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世纪末盛泽镇全镇年产丝绸90万匹，镇上绸商在上海建立分庄，称为“申庄”，专事与洋行交易。震泽镇则以生丝加工和外销为特色，“所产之丝多销洋庄厦南洋、印度等地”。嘉定县和上海县则由棉织业转向桑蚕丝业，“兴蚕桑之利，以济棉布之穷”，“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

——摘编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一：明清是民间手工业的大发展时期。明中叶以来匠役制度的变化，使自由手工业者的数量扩大。纺织业在丝棉产区成为城乡广为流行的手工业形式。当时，棉纱、棉布的生产仍由城乡家庭手工业来完成。……清代正式废除匠役制度，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环境更为宽松，主要手工业产品比明代有所增长，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手工业品比较集中的产区。据统计，明清江南棉花与棉纺织业市镇有52个，蚕桑与丝织市镇有25个。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陶瓷业市镇有25个，造纸业市镇有20个，纺织业市镇有44个。……这一时期，江南地区耕、织分离（北耕南织，特别是在苏南的城市和乡镇，不得不以买来的棉花作原料），纺、织分离，已经开始。

——据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

材料二：明清时期，江浙布、丝手工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数量多，规模较大，产品衣被天下，导致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主要大宗商品。江浙是多数大宗商品（茶叶除外）贸易的中心，辐射全国。即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以江浙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在19世纪初已经形成。

——据罗肇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于19世纪初——兼论明清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三：江南是明清时期中国原始工业化（指这一时期已出现了工业革命的某些有利因素）水平最高的地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夕，江南的原始工业化程度绝不亚于英国，而双方都以轻工业为主。彼此不同之处在于，英国的重工业自16世纪开始便迅速发展，在工业上所占的比重也日渐增加，但这种现象没有在江南出现。其主要原因是重工业需消耗大量能源和材料，而轻工业对能源和材料   的需求相对较小，对劳动力的依赖却相当高，因此劳动力充足、能源和材料   缺乏的江南很自然地便偏重轻工业的发展，注重技巧而不注重机器。但重工业的发展和矿物能源的大量使用，正是工业革命的大前提。

——据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