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以后，随着国内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工商实业界要求修订关税特别是提高进口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和自身财政短绌的压力下，与各国交涉要求修定关税税则。几经周折，1925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中外达成协议。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海关进口税税则》：此规定自1929年起中国关税自主。1929—1934年中国先后四次修订关税。1929年维持5%的进口税率不变，根据不同商品种类另加2.5—22.5%的7级附加税。1930年，将进口税分为12级，最低为2.5%，最高为50%.1933年，将进口税分为5%至80%的14级。1934年，迫于日本的压力，国民政府对进口税税率作了些让步性的修正，但仍有些商品的进口税继续提高。此后，民国政府关税细则仍有些升降起伏的变化和调整，幅度均不大。

——摘编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等

材料二 1947年11月，美国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此后四十多年间，该协定内容多次进行修改补充，主要规定：缔约国之间对于进出口货物的关税规费征收等方面，一律适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但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安排都作为最惠国待遇的例外；缔约国之间通过谈判，在互惠基础上互减关税，原则上应取消进口数量限制，若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属于例外；因意外情况对该国生产者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时，该缔约国可在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暂停所承担的义务。1947—1979年，在总协定的主持下各国共进行了7次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关税减让的商品就近10万种。到1985年5月为止，关贸总协定的正式成员国已发展为9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关贸总协定国家和地区的总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以上。

——摘编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

材料一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宣言书中，明确地宣布了“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的对外方针；1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世界各国发布《对外宣言书》，正式宣布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1）承认了革命爆发前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所借外债及赔款，承认各国在华特权，保护各国在华人民的生命财产；（2）承诺加强国力建设……并进行了法律、财政等内政改革……从而进入世界文明国行列之中。

——摘编自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袁世凯在位时，为独揽大权不惜对外大借款，甚至和日本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其他北洋军阀亦是如此。1917—1918年，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7笔，共计2.5亿元，使日本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又名正言顺地通过系列“北洋政府欣然同意”的条约合法取得在华驻兵、修路等各项权益。北洋政府统治后半期的外交转向了争回主权活动。1919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搁置后，在1921年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8项要求：“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退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撤废无线电台、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1924年中苏签订平等协约，收回了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权利。1927年，顾维钧内阁不顾帝国主义反对，强行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第一，中国自行决定增加海关附加税；第二，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的职务；第三，拒绝给予日本税率及附税的最惠国待遇”。

——摘编自方婷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近代政治外交》

材料一   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条   规定：英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经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此以后，直到1931年国民党政府乞求帝国主义国家取得形式上的关税自主权为止，中国的海关税则非经帝国主义国家一致同意，不得更改。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同意“海关聘用英、法、美三国人员帮办税务”，中国海关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19世纪70年代后，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呼声渐起。如郑观应提出“收我利权，富我商民，酌盈剂虚”；张謇、朱葆三、沈联芳等商界人士主张成立国际税法平等会，敦促巴黎和会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摘编自夏保国《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收复——以中美关税交涉为中心（1919～1928）》

材料二   1928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驻华公使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等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接着，英、法、荷等国相继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中国政府遂于1928年12月颁布“海关进口税则”，将各国于1926年同意的七级附加税率再分别加上5%的进口正税，即八级税率公布为第一个国定税则，并决定于1929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

——摘编自邱松庆《简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