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材料二：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人们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认识和主张大部分是围绕政治思想上的论述而逐层铺展开的。人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具有普遍的政治色彩。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背离，思想家们生发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并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此外，长期的封建割据、封闭的自然经济、迥异的地理环境、各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列国文化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

——摘编自王景润《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

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革新的时代”“轴心的时代”。中华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确立；以注重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建构；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时期树立；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集结；“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在这一时期形成。

——摘编自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材料二   战国时代，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宗族“礼法”逐渐松弛以至瓦解；政归大夫、政出家门，甚至“陪臣执国命”的事件层出不穷。这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士的社会地位，士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他们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最早的、基本的成员。

——摘编自《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成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百家争鸣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三   （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