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时,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事例日益增多。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观念广泛流行开来。当时以编书、刻书、印书、卖书为主业以及从事利润较大商业活动如卖酒、贩茶等士商阶层的形成,更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的社会氛围形成。

——摘编自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材料二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大多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以确保赋税征收,维护统治,但宋朝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宋朝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摘编自马芳《浅析宋朝经济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商业经营主体除了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日益增多。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观念广泛流行开来。当时以编书、刻书、印书、卖书为主业以及从事利润较大商业活动如卖酒、贩茶等士商阶层的形成，更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当时士子间盛传的“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以及苏轼诗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等，都表明士商兼作甚或弃儒从商的普遍。

——摘自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

材料二   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减弱，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是从明代中叶开始一直到清代摊丁入地的一系列赋役制度的变革。力役折银和匠班制的废除以及最终的摊丁入地，使农民逐渐摆脱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赋税折银则使农业生产与田赋脱钩，有利于小农的自主经营。这一赋役制度的变革为各家各户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解除了枷锁，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与流通相关的政策变化，如：漕运制度中的允许漕船带货到雇商船海运到最终废除漕运；从明代的禁海到清初的开海；从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到鸦片战争后的开口通商等。这一系列的变化，为市场网络与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提供了条件。

——摘自许檀《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

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到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间阅”。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