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把推广良种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并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动员广大农民选育优良品种。到农村改革前，基本形成了县良种场为核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小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建立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2000年《种子法》实施之后，大量民营种子企业开始出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种质资源，也吸引了部分育种人才。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和152个制种基地县，保障了70%以上农作物用种需求；240家核心育种场和9500多家扩繁基地能够保障全国3/4的畜禽用种需求；934家水产原良种场及育种中心提供了40%的水产苗种。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0.1%，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也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摘编自孔祥智《必须彻底解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

材料   卢永根（1930年—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其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13年的华农校长。他打破学校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局，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了广阔天地。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同样以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温思美、彭新湘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来到华农，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2017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冰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