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材料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调和，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佛教教义之一。佛教论者还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佛教教义，他们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摘编自高翔《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   出身于佛门的草书大家怀素和尚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摆脱了传统章法的束缚，狂革舞动，变幻英测，书写于法度之外，在中国书法史上独具一格，他的意境往往被视为对佛救“空”的领悟。佛寺中的高僧心态往往开放包容，佛门书家与信佛的文人雅士的双向沟通与融汇，使得“顿悟说”“凝神观照”“意会”等具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语言，最终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艺术理论家们成功吸收借鉴。在佛救教义中，佛教徒只有通过如理如法地不断修行，才能最终成就涅架自在的解脱境界。佛教这种“修行”的思想与书法家的修养提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虞世南、张怀璀等著名书法家的书法创作理论研讨中，都可以见到佛教“修行”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多与佛救文化主题有关的书法作品正是书法家对佛救相关问题思辨后的结采，还有一些则是在生活中与僧人交往互动后留下的记录。这些带有佛救文化特色的书法作品与普通书法家的创作意境不同，独具魅力。

——摘编自李栋财《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与传统书法艺术之间的互动》

材料一：汉初，奉行“无为”而治，诸子百家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西汉中期，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董伸舒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需要相结合，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颁诏正式建立太学，将儒家经典“五经”确定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从此，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材料一   两汉以降，由于中国本土道教的形成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儒学与道教、佛教三种文化既互相排斥，又相互渗透，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儒释道鼎足局面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后因韩愈等儒生们的力排佛道，儒学才逐渐得到重振与复兴。

——摘编自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了范缜、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及李翱等儒学家。范缜及其前后的儒者先后掀起了思想史上的报应问之争、达性论之争以及影响深远的神火神不灭之争，企图从各个方面批判佛教的哲学基础，以捍卫儒学的理论阵地。这一时期，魏晋经学在数量与质量上直逼两汉，传世的十三经近半数为魏晋人所注。隋代儒生王通毕生续作六经，为周孔之道的复兴呼号，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修仁义礼智信、外建王道政治的思想，探讨了道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研究了性情善恶等问题。至唐中后期，韩愈等名儒关于哲学的主题即天人关系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辩，特别是在性情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太宗时诏命孔颖达等考定五经，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使得版本和经义两方面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