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蒙出使夜郎到滇王举国来降期间，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七个“初郡”,奠定了西南夷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初郡”具有郡县制与羁縻制双轨并行的二元结构特点。如滇地属益州郡管辖，益州郡治就设在滇王所在的滇池，但滇王又被“赐滇王王印”,依然享有统领其民众的权力。“以部族区域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二者皆无固定空间，随部族居民之迁徙而迁徙。郡县长官的作用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掌控和象征性赋税的征收上。当时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夜郎、邛都这些传统农耕区域以及部分郡县治所周边宜农的平坝区，而在昆明等“随畜迁徙”的游牧地区，农业经济还尚未发展或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除了军事、政治目的外，一直是在“抚有蛮夷”“以属有夏”的思维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西南夷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局部范围内的渐进变化。

——摘编自尹建东《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

材料二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此外，清廷在被迫参与中法划界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主权”等意识开始逐步内化。清廷在西南边疆地区所实施的各项经营措施，使国家对该地区管理和控制逐渐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识。同时，中法战争的爆发对滇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自身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危机作为一种外部推力促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自觉地向国家靠拢。

——摘编自郑维宽《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古代大多数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持鄙视的态度，将其称之为“蛮夷”，并与之保持相当距离。亚洲东部是一个相对独立及封闭的状态，其他文明对于华夏文明长期处于尊从和学习地位，中原王朝由此形成孤傲自大的文化心理。奉华夏为宗主与文明中心的观念，在很长的时期被其他文明的拥有者认同，以此为基础，东亚地区形成通行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其被称之“蛮夷”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它们或为受中原王朝管辖的边疆民族，或为接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域外势力，或为通过朝贡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远方他国。在地理分布方面，以华夏为中心的部分较清晰，与蛮夷毗连的区域较模糊，同时蛮夷的范围可由边疆向外部扩展。

——摘编自《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1期

材料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外交涉、通商事务随之增多，经常办理对外交涉的部分官员开始意识到，对英、法、美等国，断不能“绳之藩属之礼”，主张“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道光皇帝采纳这些人的“权宜之计”，遂在朝廷设置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这时，因皇帝和太后逃往热河，被迫留京的恭亲王奕䜣由于经历了与各国使节谈判的过程，深感清廷“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弊在体制”，加之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已成定局，于是萌生在京设一机构，统筹外交全局的想法。1861年l月，总理衙门在京设立，下设英、法、俄、美及海防五股。

——摘编自《史学月刊》2015年6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统治者“夷夏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统治者对外交往观念的变化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中国古代大多数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持鄙视的态度，将其称之为“蛮夷”，并与之保持相当距离。亚洲东部是一个相对独立及封闭的状态，其他文明对于华夏文明长期处于尊从和学习地位，中原王朝由此形成孤傲自大的文化心理。奉华夏为宗主与文明中心的观念，在很长的时期被其他文明的拥有者认同，以此为基础，东亚地区形成通行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蛮夷”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它们或为受中原王朝管辖的边疆民族，或为接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域外势力，或为通过朝贡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远方他国。在地理分布方面，以华夏为中心的部分较清晰，与蛮夷毗连的区域较模糊，同时蛮夷的范围可由边疆向外部扩展。

——摘编自《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1期

材料二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外交涉、通商事务随之增多，经常办理对外交涉的部分官员开始意识到，对英、法、美等国，断不能“绳之藩属之礼”，主张“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道光皇帝采纳这些人的“权宜之计”，遂在朝廷设置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这时，因皇帝和太后逃往热河，被迫留京的恭亲王奕由于经历了与各国使节谈判的过程，深感清廷“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弊在体制”，加之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已成定局，于是萌生在京设一机构，统筹外交全局的想法。1861年1月，总理衙门在京设立，下设英、法、俄、美及海防五股。

——摘编自《史学月刊》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