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宪法》皆赋予国会广泛的对政府、官吏的监察权。平政院、肃政厅、审计院、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是专门行使监察权的监察机构。肃政厅、国会享有弹劾权，他们提出的弹劾要大总统核批，大总统享有一票否决权。根据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和1925年《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中“设置监察部”的规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1932年，国民政府通过《监察委员保障法》，保障委员的监察权力。监察委员的监察对象上至总统下至地方小吏，凡违反国家法令、贪赃枉法，损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均可弹劾。1937年，国民政府在各省设监察区，派遣监察使。监察使不但行使弹劾权，且负责各区内公务员的行动，人民疾苦和冤情，区内公署之设备等事项。

——摘编自张爱华王占华《南京国民政府的监察实践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设立监察机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广泛吸引群众监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通讯员试行通则》规定，在各级政府内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以“密切联系人民，加强监察工作”，其任务是“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作风不良、损害国家或人民利益等情况，向监委作通讯报告；征集群众对政府政策、法令、设施的意见，向监委作通讯报告；宣传监察制度的意义及其作用”等。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伴随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活动。御史府的建立和地方监察官员的设置，标志着监察制度的建立，但秦朝的监察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相当粗糙，监察构及其职能并未专门化。汉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东汉时更名为谏议大夫。谏议为言官，有权驳议御诏中的失误，可面见君王并对许多失法大节提出面谏。魏晋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逐渐定型，唐朝官修的《唐律疏议》对监察机构的设置、职掌以及监察官的活动等作了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元明清时期，伴随着皇权的加强，封建社会的监察体制发展到完备的程度。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到监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工作中。在各级政府内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作风不良等情况。但由于当时监察机关实际职权较小，群众监督工作缺少制度保障，其监督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乱纪等现象，我国开始着手恢复设立监察机关。1986年监察机关被定位为“专司监察职能”的机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之后，进一步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监察人员的履职能力。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了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力，同时围绕三项权力赋予监察机关谈话、留置等十二项权力。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

材料一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地方监察机构和官员直属中央领导。自魏晋起，中央监察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的约束和羁绊。监察机关官员的权威是对各级官员进行有效监察的更要条件，因此，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均赋予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很高的地位。在行使监察权カ之时，监察机关与监察官员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监察。古代监察官吏选任从德、才、识三方严格要求，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选任制度。中国古代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监察方式和明察、暗察相结合的巡察和巡按制度。

——摘编自唐海歌《承袭与变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建国初期，政府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以“密切联系人民，加强监察工作”。不但负责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国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国家政策、国务院的决议命令以及是否存在违反纪律的情况，还要监督这些机关、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对国家资财的收支和核算等情况。监察机关“可以向被检查部门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由于当时监察机关实际职权较小，群众监督工作缺少制度保障，其监督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在20世纪50年代被撤销。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失职、违法乱纪、徇私枉法等现象，我国开始着手恢复设立监察机关。1986年以来，监察机关被定位为“专司监察取能”的机构，目的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职能力。监察机关初步具备了检查权、调查权和处置权三项权力。

——摘编自徐海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及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