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祈福禳灾。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等《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古代先民为抵御疫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来乱”，主张培固自身“正气”，以抵抗“邪 气”侵入。秦律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如果一旦发现了疑似疫病患者，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唐宋时期，政府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并积极调动社会民众力量加以辅助。在与疫病的抗争中，历代医家们还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这些都为疫病防治作出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疾病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传播成为可能。为了防控疫情，相关国家采取了隔离措施，但标准不一的隔离政策又影响了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一战结束后，试图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和未来国际事务领导者的国际联盟，努力在国际抗疫合作与卫生治理方面有所作为。1920 年 9 月，国际联盟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常设辅助机构——国联卫生组织，专门负责和处理国际疫情与卫生问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国联卫生组织未能统一合并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和泛美卫生组织，建立起全球统一的国际抗疫合作与公共卫生治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抗疫资源的集中和合作措施的执行效果，但它与后二者进行了尽可能的协商与合作，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疫情防控做了许多富有开创性且颇具实效的工作，是现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闵凡祥《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抗疫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