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不过，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事实上中西的历史都不可能停滞，西欧历史以他们的轨迹演进，中国历史也以自己的轨迹演进，经过漫长的文明冲积，“造极于赵宋之世”，产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们这样的描述，也挑战了费正清先生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

——整理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   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事实上中西的历史都不可能停滞，西欧历史以他们的轨迹演进，中国历史也以自己的轨迹演进，经过漫长的文明冲积，“造极于赵宋之世”，产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们这样的描述，也挑战了费正清先生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

——整理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   旅美学者魏特夫说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属于治水文明，因此中国发展是循环缓慢的。其后伊懋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论”，认为中国宋代社会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发达水平，宋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明清时期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陷入了高水平的陷阱，一方面高度的农业集约化要求增加资本，另一方面人口过度增长阻碍了资本积累，因此中国只能高水平停滞。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中国明清时期“有增长无发展论”，从而把“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特别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明清社会经济“过密化与内卷化理论”，认为明清社会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无质变，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指，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表述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产生近代性因素。

——摘编自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