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同杨阳《长城与草原威胁——明代农牧战争、长城修建与气候冷暖变化的关系》

材料二   长城不是一条单纯的墙体，战国秦汉时期与长城配套的设施包括边城、障城、烽燧、邮亭等，构成了烽燧、屯田、仓廪、邮驿交通和野战驻军五大体系。其功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阻遏游牧民族的南下，将农耕生产方式向北方推进并加以保护；二是通过烽燧预警、信息传递、道路连接，强化了长城的一体化建设。明代在长城沿线设立九边重镇的同时，又在长城南北交通要道上建设了一批著名的马市和关城，如杀虎口、张家口等。关城既强调其守边的功能，也注重其通关功能。自战国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就有马市存在。明代隆庆和议后，马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除了政府组织的大型马市外，一些交通便利的边关墩堡也逐渐发展成农耕、游牧民族贸易往来的聚散地。“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登无警，畿辅晏然，汉唐以来所未有”。到了明朝末年，“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明后期边将方逢时作诗云：“雁门东来接居庸，羊肠鸟道连崇墉。关头日出光瞳昽，于今喜见车书同。”这种情况延续到清代。

——摘编自王绍东《论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与影响》

材料三   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高牧畋（古指种田或打猎）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摘自脱脱等《辽史》

材料一

材料二   长城原是古代中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康熙中后期，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为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热河以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49年，汉民增加到55万人，到道光五年，增到88万，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杂处的半农半牧区，甚至出现了“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格局。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地建立厅县等行政机构。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 是时，蒙人“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已蔚然成风，“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蒙古与内地逐渐出现了意义深远的一体化趋势。

——摘编自刘凤云等《论清代中国北部的农耕文化及游牧文化》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材料一   据《明史》记载，明中后期增修加固长城，“筑敌台三千，起居庸（关）至山海关，控守要害……边备大饬，敌不敢入犯”。长城沿线“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

材料二

长城因战而生，是世界军事筑城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力量和智慧的象征；长城是经济往来的关道，在政治关系融洽时期，长城的各重要关口以及边塞各城镇，都成了驿站和互市贸易的市场；长城是民族关系的纽带，长城所在区域的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长城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见证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守护文明的民族特点，也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

——摘编自德泉、董聪明、李家华《深挖长城文化内涵推进长城保护利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