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南北朝时期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在太和年间多次诏集群臣，议定律令，重用精通律学的中原儒生，对“议礼律令，润饰辞旨”，常亲自执笔，刊定轻重。其一生二次对《北魏律》进行修订，第一次修律，始于太和三年（479年），主要是修改旧文，使从轻典。太和十五年（491年）他又主持了第二次修律，诏公卿大臣“议改律令”，于次年“班新律令”，对前律作较大修改，如把死刑的条目：大辟由原来四百九十条，改为二百三十例，减少了五分之二。用“恕死徙边”作为死刑减等之法。太和十一年（487年）从律令中删去残酷的诛连法——门房之诛。对族刑的施用范围也作了明确的限制，以减少族刑的使用。新律颁布后，五族、三族之诛在北魏从此绝迹。孝文帝改订的《北魏律》，上采汉魏晋法制之传统，下启隋唐律令之先声，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简修炜、张耕华《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述论》

材料   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其在法律上表现出独特的形式，经历了从部落法、成文法到由礼入法的过程。正是由于其法律体系的发展跨度大，给自身法制建设更多的空间。尤其是经过孝文帝太和年间的汉化改革，重新修订法律时，贯彻了礼教思想，其修法指导思想是“齐之以法，示之以礼”，将汉以来所开始的法律儒家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留养事亲先例最早见于东晋，但当时没有形成制度，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此制，当始于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所颁布的诏书。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常景等撰成《北魏律》时，将存留养亲制度规定于《法例律》中：“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答，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敕之例。”

北齐承继北魏而制律，确立“重罪十条”，这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其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严重罪名，集中置于律首。其每条都贯穿“三纲”的伦理原则，是封建刑法打击的重点，《北齐律》首次将其列入律文，是为隋唐法律中“十恶”的前身。

——摘编自宋洁《魏晋南北朝法律的儒家化》

材料 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政权。魏初,礼俗纯朴,法律仍带有原始部落习惯法的性质。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开始注意吸收汉族文化,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398年,北魏首次制定较为系统的成文法,揭开了此后大规模立法活动之序幕。其后比较重要的如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神廘四年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正平元年,“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待庐胡方回等改定律制”;高宗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四年,“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三十五,刑六十。总体而言,北抱前期的律法经历了一次部落法向成文法的过。但是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定居、从部落向专制皇权的转化,改变其前期法律刑重网密、司法枉滥以及法典与现实脱节等司法特点的要求日益迫切。这样,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标志,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重大变革中,也同时包含了律法制度的巨大变革。

——摘编自曹大为等《中国大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