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间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钿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一   战国秦汉时期小农家庭一般是五口、占地百亩。男耕女织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一个标准的小农经济家庭生产模式。这种人口数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商鞅变法，在其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的同时，又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商鞅的规定，对秦朝小农家庭人口结构有影响。汉承秦制，贾谊在《陈时政疏）中亦云：“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所以晁错谈到农家人口时仍说“今农夫五口之家”，这也反映出是由于中国的多子继承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在战国时便已成为社会习惯，到了汉代，诸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即已完全确立。这可以说明，五口之家一方面是受传统的理想蓝图影响，另一方面诸子平分财产制度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小农家庭人口长期在五口上下浮动。

——洪煜《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

材料二   唐宋时期，门阀士族因自身封闭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衰落，不断发展的科举制度又对他们垄断仕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加之社会上北民南迁，南迁北人因受排挤而更加重视血缘关系等诸多因素，使汉唐时期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世家大族式的家庭制度很快走到尽头，战国秦汉时期曾存在过的血缘型的家族组织又重新恢复了起来。不过，这已经不再是秦汉时代家族组织的简单模仿复制，还揉进了一些世家大族的家族组织特点……这种血缘型家族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强调聚族而居……这些小家庭仅包括两代或三代人，五口左右，是一个基本生产生活单位，若干个小家庭环居在一起，就是一个血缘家族群体。这种血缘型的家族制度不再以谋求家族的政治等级地位为目标，而把主要职能定位在“敬宗收族”上，通过祭祀、赈济、兴学、修谱等各种宗族活动以及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族规，笼络控制族人，增强血缘向心力。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材料一   从秦朝建立到五代十国，宗族在封建国家的建立中不断被分解、变异。秦朝仍实行“家天下”的政治统治，血缘亲疏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汉文景期间，地方宗族开始利用宗族关系建立自治共同体，并逐渐发展为影响中央集权的强大集团。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东汉时，宗族以士族门阀形式持续到了魏晋。隋唐宗法受到毁灭性打击，但因其顽强生命力，并未完全排除于国家政治生活。由宋到清，宗法逐渐内化为主体政治结构的潜在因素，一改以往的贵族存在模式，将自身形态深入到民间基层，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群体，既维护了宗族的长治久安，也稳定了国家政治体制。

——摘编自王露《中国古代宗族与臣民意识研究》

材料二   清朝在明朝内阁制度的基础上，继续设立内阁，康熙以后内阁制度基本稳定下来。雍正时期，由于清朝对西北用兵，为了处理军务而设立了军机处。后来发展成为取代内阁的总揽军国大计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一般由皇帝选内阁大学士充任，但只要是皇帝的亲信，可以不问出身，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军机处地处内廷，随时承旨，减少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环节，同时提高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效率和保密性。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