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殷商之时，“官刑”的出现，中国便有了专门治官监察的规定。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刺史行使监察权，对各州进行监察，且独立行使监察权；元朝时，设置了专门独立行使监察权力的机构——御史台，它与中书省、枢密院各自行使权力，呈分庭抗礼之势。清朝时，《钦定台规》的出台，强调监察法律规范的全面化、系统化，对于监察机关正确、合法地行使监察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中国特色的机构、职能和监察法规，切实起到了在国家机器运行中的制衡作用

——摘编自张德权《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之当代借鉴》等

材料二   西方的监察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下，雅典城邦出现了带有监察职能的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陪审法庭、贵族会议等。其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机关均是共同隶属公民大会，彼此相对独立、互相制约的权力部门。它们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民主又有监督。而公民大会作为雅典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20岁以上男性公民均可参加，该机构崇尚法治，严防个人专制，对僭主和行政官可投票决定惩戒或放逐。而陪审法庭在控制政府官员权力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国家官吏任职前，不管是选举还是抽签的方式选出，被委任者在担任职务前，法庭必须对其实行被称作“认可听政会”的程序，在听政会上，任何公民都能对其提出反对意见，然后陪审团进行投票表决，经多数同意即可，如果情况属实，他就被判处死刑。

——摘编自李勇《试论古希腊古罗马的权力制约机制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一   梭伦在改革中主张权力制约机制，设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行使选举官吏、制定法律、决定战争和媾和、处理财政等权力和负责祭祀等重大问题。设立公民大会常设机构——400人议事会，负责向大会提出议案；设立公民大会执行机构，即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监督法律的实施和决议的执行。公民大会、400人议事会、执政官、陪审法庭、长老院等任何机构，其权力都不能无限大，都不能受限制，各种权力的行使，都处于相互制约之中。

——摘编自孟祥玲《论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权力制约机制》

材料二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中很少有三权配合的内容，任何一个权力主体要行使自己的权力，都必须以其他权力主体的协作为前提，因而一旦其他权力主体不愿与之合作，就会出现僵局。如1831年，当最高法院通过对案件审理要求总统保护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洛契部落的权利之时，在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拒不接受法院的审判理由，还声言：“约翰·马歇尔（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经作出了裁定，就让他去执行吧。”

——摘编自杜亚玲《对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审视》

材料一   西周之子弟被分封于各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周族的迁徙和流动。西周自身人口有 限，他们分处各方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还常把部分被征服者从他处迁置于国。国家 体现着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的混合，其本义为“天下一家”,“家天下”，国之本在王家。 家，即家族，是宗法血缘关系的载体。在古人观念中，不论是国家动乱，还是国土缩减， 只要君王之家，农之家存在，国家就会永存。当时的国家不含主权，疆域的观念。

——摘编自赵世超《西周政治关系、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并存现象剖析》等

材料二   希腊语中，“国家”与“公民身份”,“公民团体”,“宪政”等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 “国家”与“公民”是同义语，其含义可引申为：城邦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的国土 范围内是一个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本质便是主权，主要体现为凡城邦公民都是主权所 有者，即主权在民。国家、城邦、公民在雅典呈现为一体化。

——摘编自张庆服《雅典与西周国家形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