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至唐代，城市建置格局一直保持市与坊分设，坊内不设店肆，市内不住家。战国时起，为有效控制城市居民，统治者将城市划分成若干个封闭性小区，汉代早期称为“里”，汉代以后称为“坊”，……坊为居住区，不设手工业作坊和商店。政府在坊之外另设专门的市，经济和民间娱乐活动限制在市内进行，政府对市实行严格监督控制，并设有专职官吏管理。时至隋唐，坊市制更趋完善、规范，管理更为严格。每个坊区四周均筑有围墙，坊门天明击鼓而开，日落击鼓而闭，夜间不得随便出入。限制白天市场交易，市区之外不准交易。

——摘编自冯兵、黄俊棚《隋唐五代坊市制与城市社会管理》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   唐宋时期，中国的城市形态曾经历过一次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转变后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唐长安城中轴线贯穿全城，棋盘式统一整齐的坊里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南面及东、西三面。城内临街坊有围墙，坊墙与街保持一定的距离，临街的坊墙不准开门。这一时期城市建设以皇城为中心，其基本出发点是安全与管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坊墙坊门造成的出行障碍已经无法适应城市的商业活动，从唐末开始，在封建统治者的干预下缓慢前进，坊墙逐渐消失，前店后宅的沿街商业出现，到宋代新的、开放的、外向的、自由的街巷制度形成，城市中行政、商业、居住、交通等多种功能混合。多层次的街巷使得城市格局呈现层级的变化，各种功能的城市空间能够分布在不同层级的道路上，呈现出丰富的城市面貌。商业氛围浓郁是北宋末年东京城街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大到御街，小到街坊内的小曲都有市井商业的踪迹。

——摘编自汪睿等《从“坊里”到“街巷”—浅谈唐宋时期街区开放的影响和启示》

材料二   1835年，英国议会通过《市镇自治机关法》，宣布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镇自治团体，设立100多个有权选举议会的市镇，规定所有市镇自治机构的人员均应投票选出。市镇议会必须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法规。这个法令扩大了市镇机关的工作职能和权限，削弱了土地贵族和权贵们的势力，保证了中产阶级对多数城镇乡村的控制。法令还废除市法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其权力转交治安法官和郡法院。这就实现了地方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的分离。1835年市镇改革还褫夺了教会的行政管理权，把教会势力排除于地方行政事务之外，使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了地方政权。……此法令的缺陷是缺少建设性规定，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未能设立监督委员会督促地方建立各类公益设施。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