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宋时期，王府、地方机构的秘书，主要由中央统一任命管理。明清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主官的责任比唐宋时大得多，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经济财税都要一起抓，甚至兼领军务，事实上，存在添置秘书相帮办理各种文书乃至机要事务的需求，于是自己出资聘请私人秘书，佐理公务，办理私人事务，撰拟书信，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清承明制的同时，各级官员自聘私人秘书的惯倒也被沿袭下来。《清史列传》载：康熙时靳辅（河道总督）奉旨修治黄河，其河务谋略大多出自幕客陈潢之手。因成绩显著，“一时治河之员，以师事之”。但是往往也会出现“胥吏之舞弊，必情乎幕客之勾通”，因此“废幕”的呼吁不断。清朝中后期，包世臣就曾上书，主张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秘书。然而，新型秘书制度的确立，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摘编自杨树森《新编中国秘书史》等

材料一   鉴于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朝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创建了路制。宋代统治者从唐代转运使的设置得到启发，将这一临时差使变成固定官职以转输地方财赋。宋初在方镇取消之后，中央政府无力直接管理三百多个统县政区，于是设立路来实行间接管理，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和安抚司（帅司）。漕、帅、宪、仓四监司是宋代的重要发明，自郡县制成立以来千余年，各级政区都有单一首长，认为到了宋代才一反成规，分割事权于各平行的地方长官之手，使它们相互牵制，彼此监督，各向中央直接负责，其官员由中央朝官担任。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行省的职掌在忽必烈时期主要是钱粮、户口、屯种、刑狱等民政事务。成宗即位后，行省还具有了领本省军队的权力。行省在权力行使上要受到中书省乃至枢密院的节制。没有中书省和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得调动军队。行省官员一定时期内还有去觐见皇帝，尽述职之责。为保证行省官尽职，除由监察机构监督外，元廷还采取了省官互迁和奉旨宣抚的方法。元代行省没有重蹈两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的覆辙，无疑应主要归功于行省制的特点。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