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日益阻塞，海上运输逐渐兴盛。宋朝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通往日本、朝鲜等地的东海航线，还有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但从明中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虽然在清朝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却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并逐渐陷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仍以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为主。

——摘编自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三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

材料一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华夷秩序由一种国内体系发展到国际体系。东汉的光武帝刘秀颁赐给日本国王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到了隋唐时代，华夷秩序发展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鲜等地区都纳入了封贡体系。随着使团的封贡贸易和频繁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往，对“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很大作用。明代郑和下西洋使很多东南亚地区小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被纳入了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满足了他们君临万国的愿望。在华夷体系下，中国和诸小国是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诸小国的政权还需要皇帝的分封以确定其的合法性。这个体系是一种调和的均势体系，它的表面上的不平等下面，隐藏着的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维持着中国和它周边其余东亚小国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维持着东亚地区总体和平长达千年之久。

——摘编自曾磊《关于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体系的一点思考》

材料二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思想界开始反对尊崇中国的“汉意”思想，而主张所谓日本固有学问，试图将“华夷”倒置过来，意思是中华没落了，日本才是东方文化的正宗。这与17世纪中国的明清更替有关，德川幕府的学者林春齐曾经把明清交替时期的资料编纂成集，从以上观点出发把该资料集命名为《华夷变态》。这种独立意识的操作技巧是“把现实的中国”和“理念的、价值的中国中华”区别对待，而认为“现实的中国”已经是道统失落，从中华转化为蛮夷了。获生狙徕认为：如果夷进而为夏，就当视之为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关键看是否遵循了先王礼数。山鹿素行以为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不如日本，该倒过来尊崇日本的国体才对。本居宣长声称：“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国家，只有我天皇统治的日本国。”

——摘编自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材料一   据《内书、禹贡》记载，禹分近的王都其州人为其、青等九州，并且“相地宜所有以贡”，规定其他八州经各条水陆通过向王都冀州入贡，夏王朝又以冀州物产加以赏赐。可以认为，贡路是中国商路的早期形态。商贸往来通道涉及疆土内外，这些通道，有用商品特片命名的丝路、茶路、皮货路、药材经路；有用线路地理特征命名的草原路、沙漠路、海洋路等；还有以交道工具命名的骆驼之路、马队之路、船队之路等等。商路上，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和城外各国以进贡和回赐为特征的以物易物的朝贡贸易，唐宋明各朝各代的茶马互市，延续古今的盐业专卖政策，大运河潜运等长途贩运史实，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使中国商路的历史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摘编自王如芹《中国商路》

材料二   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稠、香精等。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断的大宗生活必需品交易的扩大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跨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如此，固为美洲种植生产了大量烟草、蔗糖、咖啡、棉花及其他在欧洲销售的商品。他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这一时期全球性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欧之间的商品交换。西欧得到了种种原料，尤其是谷物。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等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以及殖民地商品。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南北美洲或与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纺织品，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纺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第二个原因是，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直到18世纪末，欧洲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