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此事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借伊梨，法国之吞东京，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他，势极形危险。盖自庚申一炬，中国始知他图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已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

——曾经泽《中国先睡后醒论》（1887年）

材料二   甲午一战“而人皆醒矣”，光绪帝也以谕旨中说：“宵旰彷徨，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及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中国思想世界在东洋和西洋的两面夹击下，开始走上了越来越急促的不归路。不过也应当注意，在普遍向西转追随世界主义的大势背后，又隐藏了相当深的民族主义取向。……中国近代反传统主义者，恰恰是从传统和经典的资源出发的，像康有为、梁启超，像公羊学、大同论等等。……这一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的名文，题目就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题目同样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给中国选择的出路。为了这种绝对优先的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

——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