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并非是对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首先在思想上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为此，他们不得不借用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对立物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世俗的古典文化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摘自《世界史·近代史稿》

材料二   在神权专政的时代，教士可以替神发言，规划人间的秩序；教士们也有权力决定赦免或是不赦免人的罪行。这种因人而异的神律，就是不可预测的规律。宗教革命以后，主权国家制定法律，是根据人类个体共存于一个社会的要求来制定的。德国系统的法律，一方面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法律；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法律解释为神律在人间的体现。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又在这套罗马法的基础上，编纂出《拿破仑法典》，也不外乎根据神设定的秩序，制定出一套适用于人间的行为规范。这种法典，也必须合乎理性。

—摘自《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材料三   由于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哲学家仍相信“自然法则”，它不仅如牛顿所说可以影响宇宙，而且可以影响人类社会。因此，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更为成熟。

—摘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

材料一   十六世纪“正是近代社会真正的开端”。十六世纪初，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罗马天主教会操控的世界体系已被彻底粉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获得飞速发展。“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上帝已不再是合法的道德权威，君主才是最终的裁判者。”随着“国王”日渐强大并走向专制，罗马天主教会的世俗权力逐渐被剥夺，一统天下的基督教世界帝国观念日益受到世人的唾弃。从而，近代国家观念取得较为迅速的发展，近代国家的观念就是各国平等。许多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已经强固地建立起来，而王权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断言，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谈不上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

——摘编自陶永新《从万民法到国际法——近代国际法概念演进考》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逐渐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规则，构成了当代国际法。20世纪，尤其是1945年以来，许多具有不同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律背景的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法律制度领域。它们进入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它们对一些以欧洲为核心的概念和国际法原则、规则的效力提出挑战。由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法的范围扩大了，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分支——国际经济法。同时国际法还产生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分支学科——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发展法、环境保护法、海洋法等。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一   5世纪后期，日耳曼人最终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并建立了一系列封建王国，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因古代罗马帝国没有稳固的统一基础,加之后来日耳曼人各政权的相互攻伐,西欧从此再未真正实现统一。9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趋于成熟，日耳曼人国家的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商业接近于无,社会基本单位是实力强大但独立性强的大庄园,政治体制是世袭贵族把控的封君封臣制。日耳曼人还皈依了基督教，在此后漫长的年代中,基督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逐渐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成为封建君主的后盾。这一时期的西欧各国大体上游离于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交流之外,这些与古代罗马有很大不同。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5-9世纪，中国经历了从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关中之人,戎狄居半”。但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认为自己是华夏的传人，争夺的主要是国家统一的主导权。少数民族政权“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汉族也“纳四夷之乐”。进入隋唐时期,我国重新实现了南北统一，国家和社会更具有包容性和进取性。隋唐时期典章制度发达，政治制度上的建树颇多，多项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国家实行的开明民族政策、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文化政策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外来的佛教逐渐中国化，中国与欧亚各地区的联系变得日趋密切。

——摘编自瞿林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