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对边疆治理尤为重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院的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中央设立蒙藏事务局，由其负责边疆事务，如发展蒙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出版蒙藏回文的《白话报》，设立蒙藏专门学校，嘉奖边疆地区爱国上层人士，任命边疆民族地区的官员等。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

——摘编自孙宏年《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等

材料二   1937年的中国的大后方（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仅有工厂237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到了1942年，渝、川、康、湖、桂、滇、黔等西南地区和西北的陕甘地区的工厂数占全国90%以上，尤其渝、川、湖最为密集。

——据陆婷《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

材料三   从1964年开始，我国在西南、西北内地省份为主的三线地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它历经“三五”到“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中央还注意到照顾人民的利益，将基建投资从最初的1000亿元压缩到850亿元。广大建设者们怀着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抢速度的决心，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许多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摘编自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民国建立之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院的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整体规划。

——摘缡自孙宏年《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等

材料二   建国初期，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骨干工程的大部分摆在西部，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摆在边疆省区。第二次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边疆省区兴建了一批墓础设施项目，从东部沿海地区搬迁生产企业形成了一批产业基地。经过两次开发和建设高潮，边疆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摘编自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民委文件选编》(1996-2007)

材料一汉王朝在一些不具备设置郡县管理的边疆地区,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请如西域都护府,负责维护边地区的稳定。隋唐两朝实行较为开明的治边政策,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地区。元朝在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行政区域,对南部的广大少数民地区除设宣慰司、安抚司等机构外,大量任用土著首领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即土官制度,实现了对边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清朝政府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主管边民事务。在地方,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制,如西藏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及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

——摘编白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民国时期,封建帝制被度除,民族平等被写入约法和宪法,推动了边疆民族观的进步。治边思想由古代的“守中治边”到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在边疆地区的施政方针上,由“因俗而治”转变为促进边疆内地化。措施上,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改革盟旗制度等,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制定并实施了开发和建设边的经济政策,同时开展边疆教育，提高边各民族的文化水平。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