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指出“同种族、同宗教、同习俗”的中国人要“相视如同胞，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孙中山提出“仿美利坚民族底（的）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的）民族国家”。民国初期，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孙中山也指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据黄进兴《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之一：梁启超的终极关怀》等

材料二   中共成立之初，在党的文献中“中华民族”用得不多，并且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1931年以来，“中华民族”成为统一战线常用语，几乎与“中国人民”同义，在中共的文献中经常使用。1935年，中共号召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华民族“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瓦窑堡会议赋予中共“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新定位。1937年，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据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

材料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交融，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指出：“同种族、同宗教、同习俗”的中国人要“相视如同胞，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孙中山提出：“仿美利坚民族底（的）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的）民族国家”。民国初期，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孙中山也指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据黄进兴《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之一：梁启超的终极关怀》等

材料一   1644年，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帝国。 其统治者不仅继承了传统“华夷一体”的理念，还提出了“中外一体”的思想，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并以积极的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法规并通令实施。在地方则依据“修其教不易其俗，齐世政不易其宜”的方针，实施了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土司等制度，对于少数民族上层施以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安抚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56年，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开展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周恩来对调查作出指示，汉族与少数民族是兄弟关系，都是社会主义的无产者。 调查报告中记录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喜悦之情，如“国民党把我们男人当做牛，把女人当做猴子，共产党来了，我们都变成了人”，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国家变成了满含情感的、形象生动的国家。任务完成后，调查组还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等丛书。

——据王璐《民族志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材料三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报告还提出要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