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洞察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确立了对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只要帝国主义“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率团秘密出访苏联时，斯大林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将“立刻承认”并予以援助。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一边倒”政策，昭示新中国将坚定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摘编自苏格《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广交朋友，在反对殖民统治、维护独立自主方面取得共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进程：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参与创建二十国集团，在经济上全面融入世界；构建的“金砖机制”成为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文明携手合作的范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轮廓。

——摘编自董向荣《中国的多边外交实践与多边主义理念》

材料三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

——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材料一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接管各大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保甲制度。参照乡村经验，不少城市建立了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种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城市“集中”的特点。不久，街政府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

材料二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成败得失，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我们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同时，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材料   1949年，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人员不超过500人，专门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而且有的已名存实亡。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以此帮助、指导、联系、协调全国各地区各科研部门及学科。为尽快培养并合理使用科学人才，一方面调查现有人员，一方面与各大学及其他机构协作。还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选派留学生赴苏联、东欧各国学习，大力号召海外中国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此外，建立了一批图书馆、出版社，创办了各类学报，初步确定了学术职称评定，建立了培养研究生制度，设立了自然科学奖金。经过几年的准备，1955年6月，中科院成立了学部。同时，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并提出了长远规划的建议。至此，建立新的科学研究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工作大体完成，科学事业的初创阶段基本结束。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