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材料一：《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是世界上最严整的体现“礼制”的城市规划制度。同时代的《管子》也提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用水而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

材料二：尽管在宋代以后，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袭封闭性政治中心的传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模式长盛不衰。如明清的江南，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精细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

——葛剑雄《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与功能》

材料三：长久以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运行牢牢地被专制皇权掌控。但鸦片战争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这一状况完全被打破了。1908-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设置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此同时，近代工矿企业、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唐山、无锡等城市的兴起。上海、天津、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商业区，发展迅速。而宋明以来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松江、朱仙镇等则日趋衰落。

——摘编自杨振宇《中国城市化1908-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