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杰出代表，其“增损隋律，并集历代之大成”，颁行于公元653年的《唐律疏议》更是唐律的典范。《唐律疏议》由《永徽律》的律条和“疏议”两大部分组成。“疏议”是对律文的系统解释，系《唐律疏议》首创。除了贯彻“一准乎礼”“明德慎罚”的原则，“疏议”还通过多样的注律方法使律条“疏而不失”，因此当时“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后人评价“有唐一代，切乎事实，合乎国情，法尊而治”，在历代法典中，“唐律为最善”，后世“皆莫远离唐律之范围”。

——摘编自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在法律制度上，明太祖强调以唐宋为榜样，力图重建唐宋时期的律令体系。应该说，不仅明代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其令也是沿袭了唐宋一脉的令典和单行令。明太祖认为自己制定的常法可保子孙统治无忧，作出“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常法之外的例则可随时势变化而调整，是为“权宜之法”。后由于例的数量膨胀，甚至出现了以例破律及令的情形，对例进行类编成为迫在眉睫之举。弘治朝（1488—1505年）的《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由此而生，确定了例与令实际等同的性质。自此之后，例成为明代法律的主体。

——摘编自李贵连、程晶《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

材料一   西晋武帝时制定了《泰始律》，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置于“令”中。汉代律、令不分的问题大为改观。晋朝还编成《晋故事》三十卷，是律令之外的制书、诏诰等法律文书的汇编；还制定了“晋礼”，是王朝各种礼制、典章的汇编，其部类划分较为合理。此外，晋代法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使法律概念大为规范。

材料二   明代在法律制度上，强调以唐宋为榜样，力图重建唐宋时期的律令体系。应该说不仅明代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其令也是沿袭了唐宋一脉的令典和单行令的。《大明令》为令典，在篇目上采取六部分类，在内容上不仅有唐宋令中已有的吏治、礼仪等规定，在刑令部分也规定了诸多刑事处罚的原则，如“十恶”“八议”“刑具”“留存养亲”等。除此之外，明太祖还颁行了不少单行令，用于补充律典和令典规定制度的细节。

——摘编自李贵连、程晶《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

材料一   汉代的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与后代相比，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这说明汉律是原始粗糙的。而魏晋法制实现了一个重大进步，魏明帝制成魏律18篇，尽量把刑法的条文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订了《泰始律》20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中，即置于《晋令》40卷中。汉代律、令不分的问题，至此大为改观。晋朝还制定了《晋故事》三十卷，是各个官署的日常行政规程；还制定了“晋礼”，是王朝各种礼制的汇编、帝国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其部类划分大为合理化。唐朝的法律分律、令、格、式四类，“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从汉代“律、令、科、比体制”到隋唐律令格式体制，魏晋、南朝的进步构成了中间环节之一。此外，晋代法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使法律概念大为规范化。

——摘编自阁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明太祖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推翻了元代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明代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即在于宣称要恢复以唐宋为代表的正统文明，除了在正统王朝谱系的建构、传统礼制的重塑等方面加以着力之外，在法律制度上，明代也强调以唐宋为榜样，力图重建唐宋时期的律令体系。应该说不仅明代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其令也是沿袭了唐宋一脉的令典和单行令的。《大明令》为令典，在篇目上采取六部分类，在内容上不仅有唐宋令中已有的吏治、礼仪等规定，在刑令部分则规定了诸多刑事处罚的原则，如“十恶”“八议”“刑具”“留存养亲”等。除此之外，明太祖还颁行了不少单行令，用于补充律典和令典规定制度的细节。

——摘编自李贵连《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