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儒学提出了新秩序的构想，一方面教导人民顺应天意，另一方面总结社会统治技巧：“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主张君王以“礼”治天下。董仲舒将儒家的“仁”夸大到了“天”的地位，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儒学的“仁”被宗教化，成为世俗观念的神圣力量。汉武帝时，儒学五经正式被定为法典，东汉章帝时，公布了《白虎通德论》，把儒家政治学说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律条。

——摘编自张莹《汉代儒学新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材料二   孔子把“和”作为治国处世的标准，“礼之用，和为贵”。老子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道“和”，便是常道。佛教把“缘起”作为其宗教理论，万物都由“因缘和合”而起，佛教传到中国后，其“和合”的思想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得以彰显。中国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回应外来印度文化的挑战，这一挑战的总趋势是双方互动积极吸收、接纳时方文化。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而和合，产生了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宋明理学。

——摘编自《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人文精神》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整体而言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二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和矛盾……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两汉以降，由于中国本土道教的形成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儒学与道教、佛教三种文化既互相排斥，又相互渗透，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儒释道鼎足局面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后因韩愈等儒生们的力排佛道，儒学才逐渐得到重振与复兴。

——摘编自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了范缜、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及李翱等儒学家。范缜及其前后的儒者先后掀起了思想史上的报应问之争、达性论之争以及影响深远的神火神不灭之争，企图从各个方面批判佛教的哲学基础，以捍卫儒学的理论阵地。这一时期，魏晋经学在数量与质量上直逼两汉，传世的十三经近半数为魏晋人所注。隋代儒生王通毕生续作六经，为周孔之道的复兴呼号，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修仁义礼智信、外建王道政治的思想，探讨了道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研究了性情善恶等问题。至唐中后期，韩愈等名儒关于哲学的主题即天人关系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辩，特别是在性情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太宗时诏命孔颖达等考定五经，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使得版本和经义两方面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