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时期，“天”对于“君”与“民”都具有朴素的本原意义，认为“天”设立君主的目的是解除“民”的“无主之乱”，“君”实际上是“天”治理“天之民”的手段和工具。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这就意味着君主统治合理性间接来源于民，“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而上天之所以让君主治理乱世，就在于君主能体会“道”，即遵循民意与天意的法则。因此天子必趋向于民意，行仁政。正如孟子所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也。”

——摘编自丛文文《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两种形态》

材料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思想理念与内涵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政在养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农技、赈灾济贫等方式发展生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治吏安民是“民本”思想政治实践的重要手段，针对治吏安民，历代统治者采取了许多为政措施。治心教民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目标，统治者提倡道德教化，用礼仪忠信和制度刑罚来引导约束百姓。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传统“民本”思想的推行多是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行，即要靠所谓的明君贤臣、清官廉吏，从根本上说“民本”思想是服务于君主的立场。

——摘编自杨艳秋《“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材料一   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加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材料二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材料   随着夏商以来神权的逐渐被打破，民本思想成为论证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坚实理由。“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就要求统治者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为全社会树立楷模。而道德的高尚与否，在于能否施惠政于民。为此，孔子倡导“仁者爱人"，提出德治的政治主张，并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把孔子的德治发展为仁政，主张以仁政治国御民，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荀子继承了孔、孟的民本思想，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从社稷和民众的关系上论述了以民为本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重要性。

——摘编自孟宪霞《民本思想的来源及其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