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欧自13世纪以来战争频仍，英国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民族国家的时间早于西欧其他国家。此期间英国爆发过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三十年战争及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之间的战争等，从侧面激发着整个民族的国家意识。民族国家的建立来自于政治上暴力集权的建立，经济上以税收为主的改革和文化上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发展，当战争触犯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时，建立独立和平的国家就成为民族最为迫切的问题。因为没有哪个民族愿意在别的民族的统治下生存。

——摘编自孙相卓《战争与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

材料二   一个半世纪以前，为结束“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冲突，各方达成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制定了指导一般外交政策行为的原则。由此产生了把不再受宗教驱使的现存政治实体作为出发点的欧洲秩序。此后将近一个半世纪里，这一体系通过几乎是自发组成的相互制衡的同盟，把挑战者约束在这一均势中。

——摘引自【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以实际行动在国际法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4个“互”字、1个“共”字，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精神，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丰富和发展。港澳特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本不应具备国际法上的缔约主体资格，但为确保港澳特区的繁荣发展，《基本法》作出特殊安排，赋予特区一定的缔约权，使“一国两制”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更是对当代国际法的践行与发展。面对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领土争议的现状，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促使各国通过“国家自主贡献”气候行动目标，即所谓“自下而上”模式。随着多极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同时，大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更为突出，2018年3月，我国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外交理念写入宪法，将影响未来世界国际法的实践。

——摘编自贾桂德《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和贡献》

材料一   201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这里，我想从5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国际关系演变的纵向脉络，以及世界与中国关系的互动与变化中谈谈自己的看法。变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存在着一个从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大变化、大变局的发生，则有赖于引起全局变化的大事发生。因此，当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至少可以从五百多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长镜头回看中，寻找导致或促成历史发展不断量变和质变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

     ——徐蓝《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二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观日益受到以平等成员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的推动，积极寻求“国际化”，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提供了国内政治前提。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国际格局的震荡，被中国当局和精英视为一次参与国际社会的良机。1917年正式参战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将战争视为中国结束其传统孤立主义政策，成为国际社会正式成员，以相对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绝佳机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世界诸大国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此后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努力。特别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发展。

   ——根据伍斌《徐国琦教授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述评》等整理

材料一   19世纪初.列强通过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建立的欧洲新的政治军事及其领土的平衡，被称为维也纳体系。该体系是一个五极均势结构，它依靠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列强的实力均衡共同维持着欧洲的稳定。在这个结构中，英国以其在制海权.殖民地、工业.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几乎达到了全球霸权的程度；俄国则依靠扩张所得的辽阔领土及其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势的增长，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为了防止因任何一个大国再次称霸欧洲大陆而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些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中开始用“会议外交”的方法，通过五大国定期举行国际会议，对列强各自的利益和矛盾进行仲裁与协商解决，从而维护大国的利益、和平与均势。这一体制也被称为“欧洲协调”，亦称“共管均势体制”。各大国正是通过这种松散的共同管理方式，使均衡、克制和合作成为拿破仑战争后的40年中欧洲政治的标志。尽管到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系列局部战争，但并未影响欧洲的整体和平与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摘编自徐蓝《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论述》

材料二   二战后，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完全被战火所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创伤使德国历史学家施宾格勒感叹“西方的没落”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在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之后，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二战后的欧洲已经死亡。与欧洲的整体衰落形成极大反差和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空前强大。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反法西斯大同盟“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确立的雅尔塔体系；而两极格局的外在表现，则是美苏之间在战后逐渐形成的“冷战”态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版图和军事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1991年，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后消失，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