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为抗击安史叛军，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平原太守颜真卿“以钱收景城郡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而军用遂赡”，采用食盐专卖方式成功筹集到军费。同年，负责财政运输的盐铁转运使第五琦借鉴颜真卿的做法，奏请肃宗同意，“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巢。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盐）监、（盐）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唐王朝先前允许公私兼营盐业的政策变为由朝廷全面垄断官营，禁止私人经营，并采取了“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官运官销”的垄断运营方式。《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摘编自刘玉峰《唐朝刘晏盐法改革评议》

——摘编自赵志浩《评唐代刘晏对盐法的改革》

材料一   唐朝前期，对盐业推行了允许公私兼营的宽松政策。安史之乱后，盐铁转运使第五琦认为“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乃奏请肃宗，禁止政府允许以外的其他盐业生产，对盐业采取了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官运官销的政策。760年，唐肃宗任命刘宴担任盐铁转运使。刘宴在坚持第五琦的官营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盐政，实行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商运商销，精简盐政机构；同时在产盐区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至大历末年，盐利收入达到六百万缗，“宫闹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摘编自刘玉峰《唐代盐业政策新论》

材料二   明初盐法甚严，严禁一切私自贩卖行为。这种“一刀切”式的禁盐导致了近场（靠近盐场的地区）贫难军民生路尽绝，不得不铤而走险贩卖私盐。一些盐政官员认为以生存为目的的近场私盐事关民生，应当驰禁。在他们的推动下，明政府颁布了弛禁近场私盐条例，“凡贫难军民，将私盐有肩挑背负，易米度日，不必禁捕”。但近场私盐弛禁的相关规定粗疏简陋，各方利益群体都以此投机卑利，造成私盐泛滥、管理混乱等众多负面影响。

——摘编自吕小琴《明清近场私盐治理的改革困境及制度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