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白银货币化促进了明代的社会转型，也即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

进程一：农民从纳粮当差（服役）到纳银不当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成。

进程二：促进了农业走向商业化的过程。

进程三：促进市镇兴起，推动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通过海外贸易，大量外银流入中国。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是凭借本土的变革需求主动走向全球，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的。在16世纪，全球经济体系并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初步的建构，为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向近代的转型——访万明研究员》

材料二   白银货币化，使朝廷不能凭借国家权力，把发行货币作为聚敛财富、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白银货币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无法像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控制之下。正是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才对朝廷所长期坚守的钱钞货币体系构成致命冲击。实际上，白银货币化冲垮了钱钞本位而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摄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专制的国家经济权力由此受到严重削弱。

——摘编自陈昆杨小玲《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材料三   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只是作为交换手段和价值符号的货币，只代表着一种兑现财富的能力。所以，通过国际贸易，以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换取“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也不能成为工业原料的白银，并不一定获得真正的利益。中国输出的商品是以资源的高耗费为前提的，包括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西方输出的是贵金属，这些贵金属是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西方人并没有为此支付应有的成本—没有为此耗费自己的生存资源。这意味着白银流入越多，中国民众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流失越多，白银加剧了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

——摘编自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材料一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材料二新航路开辟不仅引起了商路的转移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也使“大量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投机活跃。价格波动搅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依赖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主经济地位下降，商业资产阶级实力上升。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封建制度濒于解体。”

－－选自《高中历史解读》

材料一   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之后，明朝下令禁止全银流通，专行纸钞。但成弘年间以后，宝钞己失去货币的信誉和价值，民间支付所用主要是白银。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强大驱动力迫使明朝统治者承认既定事实，白银遂成为法定货币。明代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严重不足，为获得白银，明中叶以后政府开放海上贸易。据统计，“自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000万比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库平两。”当海外白银成为明代白银重要来源时，中国经济就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白银货币化加快了货币流通，带来了整个明代社会结构的变动。白银货币化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明王朝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摘编自陈昆《宝钞崩坏、白银需求与海外白银流入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

材料二   从1932年起，西方主要工业国纷纷放弃金本位货币体制，货币贬值，世界银价开始一路上升。1933～1934年，美国实行包括“银购入法”等一系列购银政策后，世界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仅1934年7月至10月中句，从中国流出的白银就达2亿元以上，而1932～1936年共计流出金银价值达10亿海关两。中国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白银货币的储备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因此，在世界银价上涨后，我国随之发生白银危机和金融动荡，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国民政府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于1935年11月3日最终放弃银本位币制，实行法币政策，采取近似“管理的外汇本位”制的纸币流通体制，使中国从此脱离了银本位制，割断了中国货币与世界白银的必然联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但国民政府在实行纸币流通体制后，其货币发行不受任何硬通货储备限制，再加上受传统的中国财政靠发行纸币维持支出积习的影响，以及无健全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造成币制改革后的中国经济面临随时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隐患。

——摘编自李爱《白银危机与中国币制改革——解析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