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叶之前，改善公共卫生一直是地方志愿团体或地方政府的工作，英国的医院和诊所大多由私人慈善组织资助。工业革命推动了人口的爆炸，城镇人口的过度拥挤叠加污秽的居住环境严重恶化了人们的健康，出现了很多的婴儿死亡率，据统计，1842年在英国工人的孩子中有一半不满5岁即死亡。恶劣的工厂环境和超负荷的压迫劳动使工人的健康严重透支。在英国扫烟囱的童工中，时有因劳累过度掉入烟囱中或被烧、烫伤，由于没有洗浴卫生设施，发生了在历史上轰动的扫烟囱工阴囊癌事件。伦敦工人、商人和贵族的平均死亡年龄分别为22、33、44岁。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律师查德威克提出疾病是贫困的根源而不是相反。他于1842年出版了一本研究公共卫生的著作《大不列颠工人群众的公共卫生状况之报告》，支持公共污物导致疾病，而疾病加重公共开支的观点。1845年，英国的一份官方报告建议各地要有单一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负责有关排水、铺路、净水、供水等工作，并且要求主管当局规范建筑物的兴建准则。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公共卫生法案》，要求监管城市清洁卫生、排除“讨厌的麻烦事”以及提供清洁自来水等。英国在中央政府设立国家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到1919年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卫生部。

——摘编自武斌《记疫 ：祈祷、隔离与共生》

材料一 首先，在时间上江南的瘟疫频数在有清一代呈不断增多之态势，在空间上，在人口密集、地处交通要冲的地区，瘟疫较多，而地势偏远、人口稀少的小县则相对较少发生瘟疫。其次，清代江南的急性传染病尽管数量繁多，但霍乱、伤寒和痢疾等传染病的重要性明显超过其他地区。特别在4月至7月这四个月，发生疫病要占到瘟疫总数的 78%以上，加之对外交往的增多，生态环境的变化，伴随新的疫病尤其多发。但是随着清代医药和社会救疗事业的进步，江南瘟疫的频数虽然不断增加，但由此造成的社会破坏力呈下降之势。

材料二 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比如人们开始认为疫气是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这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现代认识。其次，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诸多疫病开始加入卫生方面的考虑。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在医疗救助方面，由传统社会救济慈善机构逐步向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这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材料一   在近代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城市所特有的空间结构一各 类建筑交叉林立、城市布局混乱等,导致了“城市病”的产生,而自由放任大背景下，市政当局的无为而治成为“城市病”蔓延的重要原因。进入19世纪中叶后,以治理“城市病”为主要目标的城市规划运动开始兴起,并历经了公共卫生阶段、住房规划阶段、综合规划阶段。截至1939 年二战爆发前，通过调整和重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病”已得到缓解,工业城市的物质环境大为改善，由此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英国在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教训,给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编自梁远、刘金源《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二   近代中国城市在国家权力的主导和规划下,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空间重构,以礼制、宗法和王权为导向的传统空间布局,被以现代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及公共建筑为主体的现代空间布局所取代。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且因集权体制,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现国家意志和党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国民政府的空间策略促进了城市发展,并在改变城市空间格局的同时,影响着城市住宅分异,强化了社会分层,使下层平民无法享受到公平的空间权利,政府未能完全承担起建立“空间正义”的责任。

——摘编自陈蕴茜《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