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帝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代不仅通过设置东北三将军、伊犁将军等在陆路屯重兵于边疆，在海疆亦设立全面的防御体系，定期巡边。边疆将军管理所辖区的边防、屯田、贸易和征税诸事务。清廷还对边疆各族采取盟旗、伯克和土司等管理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其地方行政由本民族人士负责，并长期严禁其他民族人口流入边疆。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鉴于蒙古的特殊地位和多次战乱的现实，明太祖选择了分封制度，即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各地，等到诸王长大之后，就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太祖沿长城内外，在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为了进一步弥合与蒙古族的关系，明朝实行了册封蒙古的所领及使臣。明朝对各所领下辖的大小头目及所封使臣进行官职的授予，品级为正一品到从六品此种制度对蒙古各部的头目首领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封王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也就激发了其全力治理所在地区的积极性，有利于明朝对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的直接、有效地治理。为稳固对北方的统治，明朝初年，就在从嘉峪关起，顺延长城进入辽东至鸭绿江一线，先后建立起了辽东（今沈阳）宣府（今宣化）大同、延绥（今陕西绥德）宁夏、甘肃、蓟州（在今河北迁西）三关、固原（今宁夏固原），即九边重镇，九个军事要塞都有许多军队驻防，严守辖区诸要地。同时，又沿各镇修缮长城，加强了防卫能力。洪武年间，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设置左、右卫。内外军事防线声势相连，多重保障北方安全。

——摘编自尚绪芝、宗朋、张单宁《略论明代边疆治理的法律政策出》

材料一   《隆中对》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实为“南抚北抗”，是为化解后顾之忧的长远整体战略构想。诸葛亮对西南地区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经营方略。诸葛亮在用兵西南边地的过程中，如对孟获“七擒七纵”，是以恩威并重的方法来争取人心的认同，是一种刚柔相济，以兵示刚，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边模式。史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见“以夷治夷”也是诸葛亮采取的治边方法。“以夷制夷”与“攻心为上”的方法相互配合，不仅争取了更多的边地人心的认同，实现了“彝汉相安”的治边目的，也使蜀国内部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稳定局面。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二   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孙中山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是民国时期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边疆事务时采取一系列笼络和羁縻少数民族上层的措施和政策，包括各种优待条例，如保留盟旗制度、世袭封爵的王公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稳定边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殖边银行则例》，北洋政府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和《边荒承垦条例》，国民政府的《移民实边案》《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等等，都是专门针对移民垦荒制定的。

——摘编自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