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索祯十一年（1638年），俄国使臣将中国茶叶带回并献给沙皇，自此在俄国社会各阶层掀起了一股饮茶之风。随后，俄国使团和商队纷纷到北京进行茶叶贸易。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无禁”，中俄双方边境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因边境形势恶化，互市一度中断。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恢复了互市贸易，茶商聚集于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等地，“万里茶道”初步形成。此后中俄边境长期保持稳定局势；为两国贸易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商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晋商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和经商传统，垄断了中俄茶叶贸易，史载：“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今。”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近代中俄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商获得在中国内地参与茶叶贸易的权利，晋商在中俄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俄商取代。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期间，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复兴“万里茶道”有机结合。

——摘编自张舒《清代万里茶道述论》等

材料一   17世纪后，伴随俄国社会逐渐形成饮茶之风，以晋商为主力军开辟了一条由中国内地通往欧洲，长达13000余公里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1792中俄《恰克图市约》后，双方贸易快速发展。19世纪20年代，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贸易基本达到顶峰。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万里茶道有了新变化（如下表）。1862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获得在华茶叶贸易免税、低税，及深入中国内地贸易的特权，晋商在与俄商的竞争中逐渐失势。1900年，俄国趁八国联军侵华动乱之机对在俄华商加重税收，加上1901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万里茶道受到致命打击。到20世纪初万里茶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俄商贩华茶数量与在华茶行、人数

资料来源：据李康华、夏秀瑞、顾若增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附表6、附表7相关数据梳理。

——摘编自张舒《清代万里茶道论述》等

材料二   万里茶道见证了中蒙俄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动，见证了沿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各地区各民族在开辟、维护、繁荣万里茶道的历程中，培育了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合作共赢、诚实守信的“茶路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以诚相待、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又赋予了开放创新的时代品质，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是沿线各国人民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和文化认同的体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万里茶道申遗，符合打造文化交流互鉴平台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摘编自黄柏权，巩家楠《万里茶道：跨越亚欧的“世纪动脉”》

材料一16至17世纪，葡萄牙、荷兰等地商人将中国茶叶带到欧洲。随后，俄国使团和官私商队纷纷到北京进行茶叶贸易，开辟出三条中俄贸易路线。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带有往来文票的，允许其边境贸易。后来，因边境形势恶化，互市一度中断。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恢复了互市贸易，使得茶商聚集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地，“万里茶道”初步形成。此后中俄边境保持长期的稳定局势，为两国贸易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输俄华茶主要来自福建武夷山，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商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晋商垄断中俄茶叶贸易。

材料二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期间，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复兴“万里茶道”有机结合。“万里茶道”是一条以运输交易茶叶为主、拥有明确线路走向的水陆混合交通线路，最初是为满足中国西北各民族、俄罗斯乃至欧洲对中国南方茶叶的需要而开拓的国际商道，实现了南北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和民生需求，促进了沿线市镇的兴起与繁荣，实现了中国南方与北方、俄罗斯乃至欧洲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等多维度的交流与文明互鉴。其沿线留下的古茶园、村镇、纪念性建筑、古道和相关工具、器具、文献以及与茶叶种植、加工、运输相关联的茶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客观存在。活跃在茶道上的各行为主体淬炼出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万里茶道”的存续期，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末期到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大变局时期，是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体系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从彼此封闭走向全球化的起始期。

——均摘编自黄柏权、平英志《以茶为媒：“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