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8年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发生分裂和战争。红色政权能够利用这种矛盾长期坚持下来。此外，红色根据地还能使红军获得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足够的给养。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二   1985年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是照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

——摘编自《邓小平年谱》

材料一       星星之火引发燎原之势，在朱、毛红军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后，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等根据地不断出现和发展壮大，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经过一系列曲折的过程，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江西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召开了。

——摘编自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937）

材料二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政军领导机构延续了中央苏区的设置，并有所创新。

在陕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发生了两次重要改变。第一次是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要改，“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同时还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1936年1月15日，西北办事处颁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的内容较之1933年中央苏区所颁布的选举法有以下重要改变：一、一切精神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二、雇佣劳动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亦有选举权。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上作积极努力的，无论其出身如何亦可获得选举权。选举法内容的修改，扩大了人民阵线的范围，为实现苏维埃选举提供了法律保障。

——贺永泰，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承前启后的转变与过渡——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陕西1935年10月—1937年9月）》，《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材料一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寻找现代化出路的前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创设新的国家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多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留学日本、英国、法国、俄国（苏联）等一国或者多国的背景，这对于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使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术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材料二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提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向党的七大提交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摘编自范希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

材料三   在1964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强调“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材料四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提出了“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苏联共产党人选择了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为了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干部管理制度，等等。只是后来，苏联把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片面化、固定化、模式化，没有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形势与条件及时做出调整。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财力和物力都是不充裕的，但依靠党的坚强领导，通过计划管理，较好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用十几年的时间，跑完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00年才走完的路程。

——摘编自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