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结束了30年战争的长期纷争局面,而且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以国际法为国家间关系规范的政治格局。它规定了各国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主权,彼此间平等,且不接受任何更高的外部权威。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1878年的柏林会议,直至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可谓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样板。20世纪以来,公共事务的领域从解决争端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人权几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维持和平与促进发展不仅靠国家,也靠各国共同创立的国际组织,后来一些非政府组织也争取加入进来,逐步形成了整套的国际治理机制。

——摘编自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

材料二   有清一代,世界东西两端同时并立着两种秩序体系:一个是东方宗藩体系,另一个是西方公法体系,它们建筑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其内部之间的结构体系与制约机制也截然不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种体系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的断裂与变革。有学者概括其为“英国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碰撞。也有学者提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摘编自张卫明《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   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截至17世纪的千余年间，中国人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都远远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此时的中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摘编自张西平《向世界说明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

材料   大约1500年，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使开始让位于全球的统一，诸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感地移居到了新的大陆。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在一起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帝国、在经济上以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他们还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开始被认为天生地低劣。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被欧洲人而且被非欧洲人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它被认为几乎就是神授的，是事物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