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这一状况延续了两百余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进取，还是防御，都一直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然而，俺答封贡互市后，“三陲晏然，曾无一矢之警，境土免于蹂躏，生民免于虔刘，客兵不调，帑藏不发，即边费之省，不下百余万，即胡利之入，不下数十万，纵使虏酋明岁辄渝盟，而我中国今岁之利亦已多矣。”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兼管中外 交涉事宜，为使管理规范化，制定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上，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 制，而不强求划一。对少数民族上层，清政府采取如封爵、给体、年班朝靓、联姻等措施，其中 笼络、安抚首先重视蒙古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部分王朝的边疆治理简表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使其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往往使用“边疆民族地区”概念，甚至采用“民族地区”指代“边疆地区”。随着国家由建设时期向发展时期转变，内外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边疆观念在适时调整，并在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

材料一   1644年，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帝国。 其统治者不仅继承了传统“华夷一体”的理念，还提出了“中外一体”的思想，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并以积极的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法规并通令实施。在地方则依据“修其教不易其俗，齐世政不易其宜”的方针，实施了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土司等制度，对于少数民族上层施以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安抚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56年，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开展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周恩来对调查作出指示，汉族与少数民族是兄弟关系，都是社会主义的无产者。 调查报告中记录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喜悦之情，如“国民党把我们男人当做牛，把女人当做猴子，共产党来了，我们都变成了人”，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国家变成了满含情感的、形象生动的国家。任务完成后，调查组还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等丛书。

——据王璐《民族志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材料三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报告还提出要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