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塞罗认为人类由自然法联结成一个共同体，所有人就都应当是平等的，都是整个宇宙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平等的，突破了城邦时代人与奴隶、公民与非公民、本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界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唤起了人们长达数世纪的理性自觉，以人为中心，反对等级特权和禁欲主义的主张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和神学的统治，张扬了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意识，促进了个性的解放。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还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大力提倡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德育内容，如勤勉、守信、坚忍、自制、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等，提出顺应人的天性、注重榜样示范和受教育者的自觉性与兴趣等新的德育理念和德育方法，从而为近代意义上公民的诞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7、18 世纪是公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古希腊罗马的公民理论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17、 18世纪的公民还在范围和数量上得到了拓展:公民身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律规定只要是国家的居民，不论等级、家庭出身和财产多寡，原则上都是公民，体现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其次，公民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得以调整，法律是人民利益的体现，人民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与权利不受侵犯;再次，在近代国家中，公民是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有权推翻破坏契约的政府;最后，从公民及公民权利发展的动力源来看，主要是通过社会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形式，使公民及其权利的范围得到了扩展，如英、法、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使原来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获得了资产阶级国家公民的身份。

——摘编自张博颖、陈菊《西方公民观和公民道德观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在1914年的日记里，胡适批评道:“亡国之根: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后来，他陆续以嘲讽口气写下了《差不多先生传》《麻将》，希望找出国人“日用不知”的各种毛病，引起对“旧的文学、政治、伦理”的警惕。此外，胡适还指出:“今日的贫民社会……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在《我的信仰》中胡适则表示:“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所谓“思想得好”，就是不依傍、不盲从。而1919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胡适又提出，国民意识中当包含一个新态度，就是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注:胡适留美时导师杜威的主张)的“评判的评判”。从“五四”前后到1932年的十几年间，胡适一直在大声疾呼“科学”，强调只有用科学的精神教育国民，国家才能强大。

——摘编自朱承《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材料一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却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审判过程符合雅典法律程序，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因为如果拒不服从判决，就等于践踏法律，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最终他选择在弟子面前饮下毒药，从容赴死。

——摘编自（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材料二   “治民无常，唯以法治……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故法者，王之本也。”

——《韩非子》

材料三   “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法学家椰林格《罗马法精神》

材料四   人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和追求幸福而订立社会契约；为维护契约的权威就要制定强制性法律；法律既是维持人权的需要，……因而立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国家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这一切就是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法治观念的主要涵义。用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为标志的封建特权，是资产阶级法学兴起时期的核心要求。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材料五   “立法权如果操于一人，必立利于一人的专制之法；立法权如果操于众人，则所立之法必然是有利众人的民主之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六   “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行使民主权力的形式和保障；应当把法律看成是人民自己创造出用来规范自己行为、保障自己权利的社会公约，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它具有至上的权威。

——童光政《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文明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