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一 从1347至1353年， 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全家死光的贵族留下了大量的荒芜土地，农民买下闲置的，土地，很多人成了拥有土地的新贵族，农奴阶层由此瓦解；人们由于黑死病的侵袭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这样，欧洲的下水排污系统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善，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英国伦敦那宽敞有如隧道的下水管感叹；除此以外，火葬开始成为最重要的丧葬方式：原本位于房间中央的壁炉被移到了墙边；房间开始采用灰泥或者石头来代替木板；黑死病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西方学者认为它“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

——摘编自《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

材料二 1910年12 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营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袁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

材料一 范仲淹主政杭州时，恰逢“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为缓解粮荒，他力排众议，力主将粮价“增至斗百八十”，并“命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待“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朝廷诏告天下：“客贩永斛前来两渐荒歉去处出粜，经过税场依条免纳力胜钱（免税），仍不得巧作名色妄有邀阻”。

——摘编自张福运 《宋代荒政思想初探》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