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的标志。19世纪以来西方城市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凡一国的城市，不论大小，均须以同样的方法治理。法国于1789年首先实施，法国几千个城市均采用统一的城市政府组织。普鲁士于1808年采用统一管理。英国于1835年制定了城市法典，取消了200多个老的市镇自治团体。美国在1840年实行普通市规约制度，一方面禁止特别市规约制，一方面又扩大城市的职权范围。在城市权力的界限划定后，才谈得上具体的城市治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具体的城市治理问题出现了，人口拥挤、盗窃、贫富问题、娼妓泛滥等。尤其是传染病猖獗，1815年波斯尼亚鼠疫爆发，19世纪40年代中欧的马铃薯饥荒导致斑疹伤寒爆发，之后是通过公路、铁路交通遍布欧亚的亚细亚霍乱。

科赫、巴斯德的科学研究作用固然大，但是公共卫生保障才是根本，19世纪下半叶以提供洁净水和污水处理为标志的欧洲城市卫生革命遏制了瘟疫的蔓延。

——摘编自张慰慈《市政制度》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逐步放大，城市群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权重日益增强，与此相应，治理问题就显得越发紧迫。国际经验也表明，与高速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城乡分割、公共卫生、老龄化、风险积聚、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将会凸显，由此滋生的“城市病”已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自觉站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摘自求是网）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新的城市化趋势出现。“产业上之原因，此为近代都市发达最大之原因，如天津、上海、汉口皆是。此等都市在数十年前，始是无人过问之地，而因工商业关系，遂促成今日之发达，而其他在工商业上不甚重要位置的通道大邑则日渐衰落”。另外广州、重庆、福州、宁波、厦门、烟台、青岛等在前近代时期基本上都只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城市，也成为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与此密切相关，国内还逐步形成了若干主要进行对外贸易的市场区，围绕这些市场区的中心城市，又产生了一批二级城市。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全国市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6%上升到12.5%.城市职工总数从1952年的1603万增加到1957年底的3101万。这当中包括几百万由城镇个体劳动者转变而来的职工，但仍有至少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和矿山就业。这些进城农民大多数是国家计划招来的，也有不少农民自发进入市镇谋业被城镇企业接纳。

——摘编自肖冬连著《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