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人）; 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人）；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人以上。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绕，极尽奢华。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他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统一的人更是特别警惕，最终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诞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李密的瓦岗军在征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全铺玉户，青琐丹墀”。

——摘编自宗承灏《隋炀帝被“政绩”拖垮》

材料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其中周恩来的人民经济生活社会主义思想格外引人注目。周恩来强调，要抓住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从恢复工农业生产入手，逐步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周恩来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周恩来认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要处理好城乡关系、农轻重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内外关系。周恩来强调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和积极拓宽贸易市场、繁荣经济活动，以适应人民经济生活需要。

——摘编自胡相峰《周恩来人民经济生活社会主义思想解析》

材料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马恒昌和同事们在敌机不断骚扰轰炸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完成了一批军工生产任务。1949年4月28日，“马恒昌小组”成立。小组自成立以来，坚持每周集体政治理论学习制度，通过学习提高了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了工人敬业精神和使命感。1950年10月，马恒昌小组随厂迁至齐齐哈尔。在他的带动下，哪里有先进技术和先进操作方法，就到哪里学习取经。通过外出交流学习和文献阅读与整理，他们小组先后掌握了全行业一流的“反菊花顶尖”“滚压刀”“高速切削”技术，被厂里命名为“生产竞赛模范小组”。马恒昌小组还建立了技术和文化的传、帮、带制度，鼓励青年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厂技校进修技术，通过组员之间的互帮互助，促进了小组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马恒昌小组平均每年实现技术革新成果31项，特别是为1953年我国第一台万能铣床和升降台铣床、第一台251型橙床等多种产品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马恒昌小组技术水平，始终走在全国机械行业的前列，彰显出大国工匠的创新精神。

——摘编自何强、林萌萌《马恒昌小组工匠精神的时代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