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的基层政治运作是由维护治安的弓手和土兵，以及执行的胥吏和担任职役的民户，共同操作实际业务，他们一方面要奉行朝廷的命令，以伸展中央统治权。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社会具有实质影响力的群体，有时为了维护自身或地方利益，会联合权势之家对官府施压，影响地方施政。县一级的基层官员，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常要籍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又相互竞争，总为此后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

——摘编自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材料二   

材料二   中世纪的西欧乡村形成了庄园与村社的共同体组织，他们自主制定规则、有效执行规则和开展自我管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非常高，地方管理者必须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共同体内部“一切经过法庭”既是观念，也是实践，即便是领主与佃农之间的纷争也需要经过法庭并遵从法庭判决。济重扶弱的互助观念成为共同体内部的广泛共识，村民按照财产多寡分摊政府税款，并制定了庄稼收割后穷人和妇女优先检拾麦穗的村法规约。这样的村庄共同体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地域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共同担当，共国抵御的集体意识。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双重结构论》

材料一   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等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村庄有自身长期形成的习惯法即村法，有自身的权力机构村民会议。村头足庄园直领地的实际管理者，也是整个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的关键人物，他须经村民选举产生，如遇领主阻挠，村民甚至不惜以集体拒服劳役或支付现金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权利。村民按照财产多寡分摊政府税款，庄稼收割后穷人和妇女优先捡拾麦穗。村庄共同体以地域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成员具有共同理念、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摘自侯建新《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双重结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