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与西方近代外交观念和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的，那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等

材料二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其外交思维与逻辑主要可划分为革命式外交、参与式外交和引领式外交……这种历史转变不仅映射出对时代主题的研判发生着变化，也反映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以自身古典优秀国家间政治思想资源并伴以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为指导，来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建立的国际事务话语机制进行着有益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开展正常外交，这一原则始终未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的革命式外交到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引领式外交……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构建稳定有序的和谐世界为目的与宗旨。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话语：转型与重构》

材料一：他（孟德斯鸠）主张君主国家立法权应该委托给人民代表机关，国王只应该是行政机关的首脑，司法权则应该属于陪审法庭。……他还强调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要由君主批准，而立法机关也要干预一些行政方面的问题——如财政问题和军队问题。

——以上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他（卢梭）要求在这个共和国里实行直接民主。在立法工作中，每个公民都直接参加法律的制定，参加法律的讨论和表决。他反对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制定法律，他认为在制定法律的工作中，人民的意志是不能被代表的。

——以上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材料三：没有均衡，制度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张力而松弛，如同长短不一的桌子难以支撑起平展的桌面一样。因此，“有衡”对于政治制度文明来说，犹如大坝之于河水。没有均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均衡。制度因有均衡而存在，也会因打破均衡而消亡。

——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

材料一秦代设置的御史大夫，开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的先例。汉代，御史大夫掌监察权，辅助宰相监察百官；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驻于内廷，监督君主和皇室成员。唐代，监察权则愈加独立和系统，尤其重视防范皇室与政府相互争夺权力，因此，唐代的监察权划分成了台、殿、察三个监察系统；中央政府的监察系统包括监察与谏议两项。宋代的监察权在制度上体现为台谏分行，“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则台官弹劾之；其政令自身有不当，则谏官封驳之”，台谏本以主持公议为要义，然而，伴随着政治结构内部相权低落而君权上升这一趋势，尤其是将谏官改为由君主亲擢这一重要转变，谏院遂形成与政府对立制衡之势，君臣一体的格局遭到破坏，监察权也失去了尊严与认同。明清时期，君权强化，但明代仍让权能极重的分科给事中制度监督政府专营部门，分科给事中享有审核权、封驳权、意见权和政令否决权。

——摘编自柳诒徵《国史要义》

材料二分权制衡作为西方立宪主义理论的核心，在被借以解读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监察权原理时，从逻辑上来看，往往难以贯通融洽。围绕中国的监察权传统，钱穆在历史政治学视野中对监察权的基本原理及其宪制精神展开了系统性的新诠释：“中国传统政制，因由此制度之存在，故虽不能如西方之不能有国会与政府为对立，而政府权力仍有其自身调节之机制。”监察权内化于政府体系，这与西方追求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对垒牵制的制衡原理泾渭分明。议会制政府中，民众与政府之间有一国会，民众对于政府的监督以及政府对于民众意见的获取均以国会为中介。“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圣君贤相，常为中国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希望。信托政治的传统是以治理人的职权规定与政治责任是否匹配为核心，对于理想政治的追求不是以克制人性为中心，而是更为注重德望与实责的相辅相成。显然，相对于西方宪制架构对有限权力的热衷，中国监察权传统则更为重视国家治理者所具有的学识与道德如何转化为治理效果。

——摘编自胡云《风宪再造：钱穆政治思想中的监察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