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献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被奴役。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一   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又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等

材料二   董仲舒按人性把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占人口多数的“中民”是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主张设立各级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将他们培养为“笃于礼薄于利”“以天下为忧”的君子，以使得“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材料   三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四   汉代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主张‘德主而刑辅’。”董仲舒主张司法中以儒家经典为指导，经律相矛盾时不惜以经破律。“春秋决狱”的特点是“以经断狱”和“原心定罪”，在量刑时要着重考虑犯罪的动机。在董仲舒看来，社会上的君臣民等级制都是天意的体现。“三纲五常”是上天赋予人类必须服从的美德，否则就是犯罪，皇帝就可“代天刑罚”，皇帝既然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故“口含天宪”，言出即法。

——李文兰《试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

材料一   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孟子对天命的内涵进行了改造：“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时，孟子依然讲天道，认为，天即性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天地生万物，“天地者，生之本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但在万物之所以生成的问题上，却主张“不求知天”。

——摘编自沈顺福《天人相别：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材料二   汉武帝登基后，西汉新儒学派得以生成和大放异彩，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探讨天人关系的行列之中。在天人问题上，他们一方面在批判其他学说的过程中兼收并蓄以完善自己的天人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天人理论通过神秘天的意志性，以隆君权。与其他学说相比，新儒学“天人合一”主张更能符合统治者以神权宣示君权的需要。

——摘编自张强《论西汉前期的天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