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辽、金、元时期，北京已逐渐显露出作为控制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独特优势。……事实上，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集中表现在北京的致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有机结合上。正如钱穆所言：“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南北相互依存，相互支持，集中反映着唐末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只有统摄南北各自的优势，才能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成祖迁都北京，是明朝前期政治的重大转折，也是15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的重大变化，解决了中国多民族交融新格局时代的定都难题，使“大一统”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摘编自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

材料二：清入关后，密切关注边疆事务，苦心经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朝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

——摘编自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一   早在战国末年和秦 国时期，关中地区就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而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在当时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长安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险要，“阻三西而宁， 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定都长安也和当时中原政极面临的少数民族的威胁有关，在汉朝初年时,北方的匈奴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长安以前作为周、秦的首都已经初具规模。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 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 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

——据吴晗《明史简述》《吴晗论明史》整理

材料三   永乐帝像乃父一样期待元朝蒙古人最终成为明朝中国的一部分。他将首都设在北京，因为那个地点最适宜管理这样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永乐帝及其继承者宣德帝(1426一 1436年在位)都没有试图将草原排除在外。

——滴编自[关]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材料一   中国三千年来的都城变迁，用两条线就能划出个大概（下图）。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中国都城变迁的重要过渡。

周朝至北宋、南宋至清朝时期主要都城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迁移轨迹

——摘编自杨帆等《历史时期中国主要都城的分布变迁研究》

材料二   明朝将政治中心迁至北京，与军事重心统一起来，既能有效地控制中原农耕地区，又能积极应对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威胁。将都城迁往北京，集中诠释了“明承元制”的真正涵义，也体现了“天子戍边”的进取精神和务实态度。这表明汉族统治者正式认可了北京作为“大一统”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弃了“对汉族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这是自唐末以来多民族交融的政治成果的集中表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相互作用，奠定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

——摘编自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